“华语语系”（Sinophone）的概念提供了新的批评界面：王德威教授专访

仙仙 · 发表于 2013-3-13 17:52:26

《联合早报》，2012年9月23日
早年岁月
如今提起您的名字，无论是在华人文化圈还是欧美学界，人们都会自然联想到现当代华文文学的批评与研究。这一段时间上纵跨晚清至当下，空间上横摄中国大陆、港台、东南亚以及更广阔的海外华人社群的文学史，是您数十年来情之所钟心之所系的研究对象。然而，记得您曾提起，在您成长与求学的六七十年代台湾，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这一历史时期的出版物绝大多数都被扫入禁书之列。您直到大学毕业负笈美国，才正式接触到诸如茅盾、老舍、张爱玲等作家的作品。可否请您谈谈这番“重新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的经验？
王：记得我在威斯康辛读书时，有一年感恩节，雪下得特别早，天气非常冷。我从图书馆借了《围城》，晚上就坐在学生宿舍的大厅里看，当即绝倒！钱钟书的语言，他对抗战的描写，对平凡人的生活和恋爱的刻画，与我过去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叙述完全不同。那一晚令我难忘。然而事实上，我不得不说，那时读中国现代文学，并没有怎么带给我一种地下式的、读禁书的快感。我在台大念的是外文系，当时通过校门口的书摊，读到鲁迅的《呐喊》，印象却并不深刻。因为七十年代的台湾，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相比之下，来自大陆的文学作品并不显得特别突出或特别精致。出国后，我的专业是比较文学，主攻英法文学，中国文学作为副修。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因为我的论文探讨西方文学中的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尤其福楼拜、左拉和狄更斯，出于比较文学的思路，便寻找中国的对话者。这么一来便发现了有“中国的左拉”之称的茅盾，又发现了老舍，觉得他的满族背景很有意思。可以说，我是从西方语境进入现代中国文学的。而且因为当时几乎没有老师指导，就是自己去图书馆找书来看，这样的进入也和大陆学界对五四传统的系统论述很不一样。
学思之路
读您的学术著作，面对二十世纪风云变幻之下的个体书写，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复杂纠葛，成为您不断叩问的主题之一。这是不是和您作为一个在台湾长大的外省人的背景有关？
王：是，最近台湾作家黄锦树评说，我的学术研究中渗透一种“身世之感”，我想的确如此。我的父母都原籍中国东北。1948年，父亲去南京开会，不料东北沦陷，自此有家难回。作为一个外省家庭长大的孩子，我对于父母亲所来自的环境，所经历的时代，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好奇，尤其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我来说更有一种令人着迷的氛围。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内忧外患，战乱频仍，随后历史断裂，台陆远隔。读您的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中译《历史与怪兽》），更让人深感二十世纪中国暴戾与悖谬的一面。您是如何透过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看到其“令人着迷的氛围”？
王：我对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纠缠与错位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断裂、价值分崩离析又重组的时代。回头去看，时代是那么残酷，那么不讲道理，让人深深感到那个时代里的人，真的很不容易，读他们的故事，教人心生悲悯。我们从他们留下的文字里所读到的，正如沈从文透过一件完美的器物所看到的，是当年困顿中的工匠，殚精竭虑，留下的抒情的寄托。历史大开大阖，时代风卷残云，日后有缘人见到这件器物，这些文字，怎不顿感悲从中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那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时代。比如，茅盾是怎么知道左拉的？为什么老舍来到英国，对狄更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非常想了解那个时代，甚至读了不少今天看来很上纲上线、很无趣的土改小说，结果发现问题的复杂，绝不是左派右派或者国民党共产党这样的标签足以说明的。阅读这样一个时代，让我感到自己的卑微，因为这是一个不容易进入、不容易理解的时代。
说到沈从文，您在多年来的著述中屡屡论及，对这位作家的偏爱溢于言表。您最钟爱的作家想必非沈从文莫属吧？
王：是，沈从文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沈从文很早便有了一种对语言的自觉，他对文字的执著，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举个例子，以我最喜欢的他的一个短篇《黄昏》来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南方县城，城沿有一座监狱，每天傍晚都有若干农民被提出去砍头。小说里写农民的慌乱和认命，也写小孩子们在看完砍头之后，把那个头颅当球踢。还有一个老狱丁，他每天都目睹同样的一幕，这一晚他望望天空，雨后的天上映着一道彩虹，老狱丁想起自己房中煨着的红烧肉。透过这样平静而精致的文字，意象之间的连锁，让人读到生命的复杂层次，你感到怅然若失，却又若有所得，得失之间有一种极微妙的平衡。在收与放之间，文字构筑了一座角力场。沈从文出入历史与个人的场域，召唤诗与史的传统，是现代时空下延续古老抒情传统的重要代言人。他的丰富绝对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另一面向，一个不容易定义的面向。所以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我还没有读好沈从文。另一位同样让我深深触动，觉得始终难以透彻把握的作家，则是台湾的陈映真。
陈映真常被说成是台湾的鲁迅。他出身基督教家庭，笃信共产主义，怀抱中国情结，与许多台湾作家、也与您刚刚说到的沈从文，非常不一样。
王：陈映真一生充满传奇。他的文字经营非常复杂，摆荡在纯净的诗——对他来说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信仰——与历史现实之间。陈映真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左翼的理想家，然而在他的文字里，对革命后的废墟，肉身的消磨，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同情之心，读来让人心生慈悲。这种慈悲之感，我没有在鲁迅身上充分看到。可以说，陈映真在人性里看到极度的张力，读他的作品，让人觉得仿佛随时随地，下一刻便会发生一种近乎宗教式的跳跃，这种跳跃也许是启悟，也许是万劫不复。
您刚刚提到沈从文与抒情传统。抒情，作为二十世纪华文书写在革命和启蒙之外的另一重要面向，正是您即将出版的新著的聚焦所在。事实上，这也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以救亡图存的家国叙述为重心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忽略的一个面向。您可否谈谈继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之后，您如何将目光投向了“抒情”的课题？
王：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代表了我治学上比较严厉的一面。这几年，因为年龄与个人生命感悟的关系，我更加关注审美与伦理的向度，不断思考如何以一种更悲悯的心态去看待二十世纪文学。沈从文有一篇文章叫作《抽象的抒情》。在以西方理论为主导的当代学术语境里，“抽象”和“抒情”都不讨好，甚被认为有唯心之嫌。然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与其把问题说清楚，文学留给我们的启迪常常是：还有什么无从预料的、不可测度的、甚至无法说清的可能？这种丰饶的暗示性正是语言的、文学的本质，也是恐怕其他学科既无法容忍又很难处理的。我想，只有文学的研究者可以探入这样的课题。正如沈从文的作品所揭示的，只有经过“文学”这样东西，我们不仅直视人间的痛楚，而且触及生命的深不可测之处，进而方有启悟的可能。抒情恰恰于此提供了一个新的批评的界面，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二十世纪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纠葛。抒情的课题，即诗与史的课题，是华夏文明最古老的文学命题，与西方柏拉图式的真实与虚拟的框架不可相提并论。文字作为一种显现，释放出文学在与这个世界接触时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指向一个更复杂、更深邃乃至超越我们把握的所在。
新加坡与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
新加坡给您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王：先前我只去过新加坡一次，在2000年，所以在地的接触很有限。我对新加坡的印象只能说是一点局外人的观察。新加坡国家虽小，然而其文化资本与投射的形象，尤其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品牌里所寓藏的一种想象的能量，可谓无远弗届。我们单单看歌手孙燕姿红遍海峡两岸的跨界优势就知道了。许多台湾人看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很是艳羡。与此同时，大陆人看新加坡的先进发展，仿佛代表了中华文化的未来完成式，也钦慕不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加坡不比台湾更大，却也不比台湾更小；甚至可以说，新加坡不比中国大陆更大，却也不比中国大陆更小。
当新加坡人返观自身，便往往陷入一种定位的困难。一方面，“小红点”自知家底单薄，立足不易，在很多事情上难以奢望与其他国家或地域并驾齐驱，包括岛国的文学生态；但另一方面，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建国历史，像“东西方在此相遇”这样饶富“现代”气息的表述，又未尝不让新加坡人心怀一份自豪。在广义的华人文化圈的框架下，您如何看待新加坡的位置？
王：一个国家非得有代表这个国家的文学史吗？这显然是深受民族国家范式浸淫的一种执念，就像大陆人始终无法释怀，什么时候轮到中国人获诺贝尔奖。我想，我们今天完全可以从更开阔的视角来看待新加坡的独特位置与文化动能。举个例子，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1807年抵达广州，当他发现自己无法进入中国，遂转向南洋。1813年，在马六甲，第一本中文翻译的《旧约圣经》印刷问世。马礼逊的译笔不是很好，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是用白话文来翻译的，希望有助于流通。当我们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材料越来越清楚地揭示，西方传教士对白话文运动有极大影响，而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马六甲和新加坡，正是传教士与中国接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站。由此新加坡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的历程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我要强调华语语系即Sinophone的坐标系，换一个角度，让文学回归历史的场域，回归在地的经验，让我们得以更全面更贴近地绘制现当代华文文学的来龙去脉。
您十月在新加坡的演讲，将围绕“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展开。可否请您介绍一下“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这一概念？
王：Sinophone Literature的概念，最初是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的史书美（Shu-mei Shih）教授提出的。作为出生于韩国、在台湾接受教育然后留美的第二代华人，史教授希望以此概念抗衡中国大陆的文学生产。我想，Sinophone这一概念的潜能不止如此。在我看来，华语语系文学及人文视野提供了一个新的批评的界面。由此视之，新加坡不仅是一个人来人往的枢纽（hub），而且自成一处有创造力的场域（productive site），凭借其独异的位置与视角，产生新的动能。这和人来了人又走了、或许什么也没留下的“枢纽”的性质是很不一样的。
请您举个例子？
王：当我读到林文庆的事迹，我非常触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林文庆从新加坡返回中国接掌厦门大学：他要办一所儒教大学。这让鲁迅很生气。依传统的中国的观点，这是一个心向祖国却没搞清楚状况的海外华侨，他不懂祖国革命的形势需要，却来复兴儒教，结果吃力不讨好。然而，林文庆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守旧顽儒。他在殖民地长大，求学英国，有相当的教育背景。他正是立足新加坡回望中原，看到革命的后果，才决定去中国实践他的儒教理想。所谓礼失求诸野，我要问的是，这个儒教到底是谁的？我想，这是林文庆站在海外的立场，对中国应该走怎样的路所投射的一个Sinophone的想象，而未必是Chinese的想象。我们不必倚赖历史的后见之明来评价当时人物的选择。事实上，八十年后中国人大兴孔子学院，是不是恰恰印证了林文庆的先见之明？
新加坡的华文书写，有什么地方让您格外印象深刻？
王：举例来说，当我重读郭宝崑的《郑和的后代》，我非常感动。依传统的中国的说法，郑和是中国的子民；然而从一个新加坡剧作家的角度，郭宝崑看到的是落地生根。这部作品的语言或许不够精到，但它很有棱角，这种棱角意味着提出问题的可能性。再如谢裕民的《重构南洋图像》，我很感兴趣。小说家以跳跃的笔法，从荷兰属下的印尼华埠到关于明朝的想象，其时空错落的乡愁正是对所谓正统话语的拒绝。这些都促使我思考新加坡作为华语语系文学下的一个有创造力的场域的个性和能量。作为一个局外的观察者，一个在美国教授并阅读现当代华文文学的华裔，这是新加坡的书写带给我的启发。当然，说到“书写”，我也不能不提潘受的书法，其丰沛的力量在在令我好奇：他是怎么写出这样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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