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只是在卡塞尔路上与同学聊到相关问题，回来后初步整理了下思路而已。后经朋友提出一些表达上的意见，对行文做了些简单修饰。就所涉问题，只是“散论”，跟哲学论文无关。）
来回卡塞尔的路上，与学中文出身现在慕尼黑做尼采的韩同学聊了一路。其中严厉地批判到了在中国文化中放大了的“死亡和疾病崇拜”。与此文化现象直接相关的西方人物是尼采和梵高，此二人在我看来都在被解释过程中遭受了严重误解。
尼一生追求的是一种健康的快乐的科学，他在病中强调对痛苦的克服，向往痊愈和健康。尼采在《瞧那，这人》的精神自传中，写到了成为伟人的很多条件，他谈到的全是“营养的选择”（食物与人的新陈代谢），“气候与地点的选择”等地理环境（如充足的阳光）和”休养方式“（包括合理的阅读，不要坐着不动）等等身体性的自然条件。另外，其实现实里的尼采是很少饮酒的，他说“我不会喝酒，一天只要喝一杯葡萄酒或者啤酒，就可以使我的生活陷入苦海，与我相反，喝的酩酊大醉的人生活在慕尼黑”。（《瞧那，这人》，中文版第26页）
尼采所最为赞赏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生活状态，正是强调身体性的生命力成为”人的神性“，它集中体现在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整个画面的中心是耶稣健硕的身体，圣母玛利亚守护在他的身旁。耶稣的眼神向下，望着痛苦的人间，但是手和身体却呈现上升的趋势。画面中最亮的部分，也正是耶稣的身体（作为“灵魂的窗口”的眼神并未被强调，强调的是整具身体）。这意味着，真正成为人类拯救之希望的是丰盈着生命力的身体，它就是人本身被赋予的潜在的神性。在梵蒂冈那面巨大的墙前，能强烈感受它带来的震颤。
尼采在《快乐的科学》（并非研究快乐的科学，而是可以研究痛苦，但是科学自身要成为快乐的，从病中痊愈的）第二版前言里，写到：”Fröhliche Wissenschaft:die Saturnalien eines Geistes,der von der Hoffnung angefallen wird,von der Hoffnung auf Gesundheit,von der Trunkenheit der Genesung."译：“快乐的科学意味着精神的尽情狂欢，此精神现在被一种向往着健康的希望，和一种久病复愈的陶醉所侵袭”。——尼采绝没有将病或者病的痛苦赋以美，他强调的反而是对病的克服，是健康的身体带来的欢愉。尽管尼采最后确实精神失常了，这更多源于他自身天然的身体原因与其追求的庞大思想任务间的不可承受和克服的矛盾，他的孤独远离人群的生活方式带给他的困境，但是却不能因此将他自身思想与其表面的现实无奈命运等同起来。这也正如他的思想的确展现了的某种高傲的效果，但是他自身却是深深地厌恶着高傲，这一点体现在《善恶的彼岸》中他对德国人性格的所进行的批评上。
梵高同样也是一位病人，一位自杀者。但是他的天才却绝不等同于此，此也不会为他的天才增加或者减少一分。他在给其弟弟提奥的书信中，曾写到了自己的疾病，他通常都体现了某种忧虑，担心病会影响其绘画，并且每每在病愈后他能画出更好的画，因为在病中他都有时间在床上构思如何画，病后他的感受性也更敏锐。梵高的画也绝非简单理解的“漠视技法，任凭自己激情燃烧”，他在接受印象派的启蒙后，一生都在坚持画素描，素描意味着他同样在追求技法的提高，这一点他不断在书信中提及。只是他追求的技法，是梵高的技法，是一种他看到的真实。他反对高更，是反对他“不真诚”，反对他技法凌驾与他所看到的现象之上，“他所画的并不是他所看见的”。
可是梵高为何画了那么多丑的女人，并且自画像也体现出某种病态？画那些女人是因为只有她们才愿意在梵高面前安静地坐着，他才能负得起钱。自画像是为了画出自己在艰苦的生命条件上的挣扎与希望，画出生命在痛苦与希望间，在病与健康间不断斗争着的运动，正如“星夜”里旋转的夜空。而这本是真实的他。梵高的天才，恰恰在于他在那个风流的时代知道自己是个极普通的人，一个笨的需要不断努力的人，他的天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来自对自身天然条件缺陷的超越和克服，带着天才才有的那种严肃的真诚。他为什么要不断地画，其实只是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要来买他的画，绝非因为他是病人或者疯子。
梵高最好的画是在阿尔时期的《夜空下的咖啡屋》，《阿尔的桥》，《星夜》等作品，这其中必备的条件是，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技法成熟到能够承载他内在的激情，并且在阿尔找到了真正属于他内在生命的广袤大地和阳光的黄，与大海的蓝。在那一时期，他在对画面的颜色的理解，以及自身生命的痊愈与欢乐（黄）以及疾病，贫穷，丑陋，困顿与疾病（蓝）的感受和阿尔那片与他的生命经验完美结合的自然环境，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理解梵高必须从黄与蓝的斗争与和谐出发，绝非什么“火般的激情”。在黄与蓝的斗争中，梵高不仅进一步发展了整个印象派对颜色的艺术追求（在这一点上，最高成就体现在莫奈身上），而且真正将这种艺术倾向，这种新的绘画方式，融入了自身个体的深厚的与之匹配的生命经验，而后者是他对整个印象派的超越。
梵高最好的作品因此不是已经处于癫狂时期的《麦田上的乌鸦》，以及它所呈现出来的“病态”。首先，他自身绝未故意抬高自己癫狂症，反而是在渴望就医，但是他所认识到的此生必然失意的人生现实与他内在抱负与追求实在难以调和，在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墙上，那时的他写到：我知道我的命运，这无望的一生。其次，梵高所追求的简单自然的“画神态，画内心，而非画动作”的构图，以及他所真正擅长的用大块的黄与蓝的颜料表现生命的运动，也未在此画中得到足够体现。此画的“好”，完全是被文化放大了的对其死亡和疾病崇拜所带来的后果。但是，此画自身却绝非代表着真正的梵高，以及梵高自身对绘画的追求。
在我们艺术审美时，因为中国儒家传统的影响，总免不了带进很多道德情感的因素。在刚刚提到的死亡和疾病崇拜中，都隐含了这一文化心理。这至今依然体现在流行的节目《中国好声音》中，在那个舞台，人们总不满足于那个声音本身的好，而总希望听到背后感人的故事，希望给这个“好”增加一层道德上的武装。在艺术面前，我们必须更加勇敢，更加单纯，往艺术以及艺术家自身生命内部，而不是往外在的道德方向，更加沉潜。就像我们必须敢于说出，尼采和梵高的天才，跟他们的疾病与死亡无关，就像谈论海子时，他临死前的作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首平庸之作，而杜甫的”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才是真的好。即便就同写“死亡”而言，同时期的顾城的那首《墓床》也是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远为优秀的成熟的汉语作品，然而却因为不在文化热点中而遭到了长久的忽视。
2012.08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