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开始聊天之前。

仙仙

二零零九年我开始学习怎样去做一本书。作为一种基础训练，我被要求精细地去思考一个介于构架与转述之间的问题。从计算一本书的大致体量开始，逐步地把一切精确起来。我一开始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所谓的删格体系一旦建立，不仅确立了文字放置的规则，而是确定了一切的规则，包括书脊的缝线或者书钉的位置都在这个规则之内。刚开始接触这个循序渐进地精确起来的体系，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蹩脚的五子棋玩家，堵了这头就漏了那一头。直至现在，我做一本书还战战兢兢地拿着“John Gamble check list”反复查。这个check list细致琐碎，被我的一些朋友视为过分古板。比如到现在我还小心翼翼地自己做下划线和缩短连线。无论我怎样小心，每一次打样出来总是有出问题的地方。我沮丧地发现我的问题简直是常历常新。有些地方无论怎样都好像不对。John Gamble老爷爷总是说，这就好像是解一个谜题，解完了一个总有下一个出现。
在这段训练基础的期间，又突然能明白一个做书的人成就感在于何处。这门讲究精确的学科却又是基于感官的。所以是要你是图用一种强大的理性去控制直觉，或者相反，用一种坚定的感受去建立一个有条不紊的系统。
因此你可以说，一切关于制作书籍的规则都是作废的。一切关于字体的历史都只是关于过去的。最终你做出的书可能和你对已知规则的了解：关于工艺，关于字体和版式的历史，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每一刻的感受都是新的。我磕磕绊绊的开始学习做书的时侯，我的老师鼓励我，＂从某种程度上我是嫉妒你的，因为所有的字体在你的头脑里是没有历史的。你只能纯粹地用眼睛去辨别。＂
即使我们了解规则在双眼注视之下的脆弱，我们也要看到事情的相反面。我会用这样的例子去比喻做书的人学习字体的知识：如同拍照。没有人能够说，用傻瓜相机拍不出好照片。但是，一旦我们开始了解改变一点点的曝光量就会造成多么大的不同，一旦我们知道一张照片在显像之前在小盒子里面的秘密，我们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字体就是这样，一旦我们了解更改一个pt的行距会有多么大的不同，我们就开始掌握了选择的力量。放弃选择亦是选择之一。当下被命名为“无设计”或是default的设计，实际上是一种很强势的选择。
因此哪怕我们自己不做书，也可以知道：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复杂精确又暧昧模糊的系统。想像在我们读一本书之前，有若干个人：作者，编辑和设计制作的人集合他们的种种理性的感官的选择于一身，最终揉和出一个能够被我们拿在手中的整体。
作为符号的肉身，他们发出香气，逐渐变黄变脆弱，会老，和死。
我接下来做的事情，是和我的朋友们聊天。因为是朋友因为他们都有一个精彩绝伦的书架，所以这聊天汪洋恣肆，我们聊书和一切。
首先的四个受访者自己都是做书的人。因为自己做书，所以对于每一本书，他们能比他人读和看到更多。
首先，作为开场，我想向你介绍晏维，来自台湾现居纽约的做书和做饭大师。我想像由他开场会是一个轻松如综艺节目一般的开始（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和他聊天不必翻译）。他讲述了在Book Trader（学校旁边一家卖咖啡和二手书的店）里面的经历，最有趣的一次是老板觉得一本书太破就免费送他，太破的原因是：这本保罗克利的画册被不知名的小屁孩涂鸦了很多页。晏维拿到这本书以后如获至宝。因为那位童心未泯的包豪斯艺术家和这位下笔大气磅礡的小朋友合作得天衣无缝。这本书真的是一本Accidental masterpie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