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召唤“主体意识”？

仙仙

我中午经常到一条小马路上混饭吃。小马路在浦东陆家嘴附近，夹在几条大马路的肚子里，四周有不少办公大楼。这条路上开了一溜破破的小饭店，店主都是“外地人”。我一开始只是抱着试试的心理，后来发现，其实店里的东西都挺好吃的。每个店都很专业化，也许是降低成本和稳定质量的法子吧。广东人开的店几乎只做粥；隔壁一家店所有的菜都出在羊身上，羊身上所有的东西几乎都卖；再隔壁一家以菜饭蹄膀汤主打。一到十二点，这一溜店基本满座，一堆“新工人”跟一堆办公楼里的白领美女相邻，有时几乎背碰背。这桌聊着“Grey’s Anatomy”，“里面的小黑哥身材太好了”，“我都向往去西雅图啦”，“游艇”……然后我的听觉开始模糊。背碰背那一桌话少，冷不丁有人大声跟老板娘抱怨，“给我的这块肉好小啊”。
其实“新工人”这个名字蛮好的，至少我不必再用“民工”，“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这种怎么听都不太有礼貌的称呼。
蹄膀菜饭店的老板娘对某些“新工人”有点紧张。人家大大咧咧进来一坐，她沉下脸严肃的说，“先付钱”。“先吃再付不行吗，外面饭店都这样的。”那位高大的“新工人”面带微笑抱怨着，一边从口袋里摸钱。看样子他是熟客。之前我点菜的时候，老板娘没有提醒我，虽然这是店里的统一规矩，虽然我是张生面孔。
老板娘自己也是外地人，不过不算“工人”，算“小业主”吧（这店不雇工，全靠夫妻两人自己来）。有天她和老公忙好一阵，站在厨房门口，在围裙上擦擦手，笑盈盈的对大家说，“今天最后一天生意，明天回家过年咯”。在座的所有客人，坐办公室的、穿保安制服的、新工人们，都有声无声的表示了一点舍不得，特有和谐社会的感觉。“哦，还好今天来吃了。”“是啊”，有点木讷的老板这次自豪的说，“今天准备得少，来晚了就卖光了，吃不到啦。”
这条小马路，中午之前是冷清的，少有人走。路边种着上海的梧桐树，整齐的排列着曾经为“中国老工人”造的“新村”。一个雾霾散去的大太阳天，我去路上的药房买润喉含片，见到麻辣烫饭店门外，一个看上去两岁左右的孩子在旁若无人的玩耍。这孩子不知裹了几层花花绿绿的棉袄和开裆棉裤，头顶大绒线帽，看起来真真像个球。他身前罩着小时候回忆里的粉红大花罩布衫，有点脏，黑黝黝的脸蛋，两颊通红，不过没流鼻涕。我这一定算是很糟的形容了，但说起来惭愧，这些好像是我自动辨认外地/上海小孩的模式化特征。我真不是有意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把这种奇特的识别程序植入到我的头脑里。
我朝店里仔细搜寻了一下，期待能找到一个一边忙一边在孩子身上放个眼睛的妈妈，居然没找到。店外搜寻亦无果。
孩子蹲着，在找地上的烟头。找到了一个，就站起身，晃晃悠悠的走到窨井盖的边上，蹲下，把烟头竖着，小心翼翼的塞进窨井盖上的小孔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很慢，但一直没有停。梧桐树的影子懒懒的在地上舞动。我停下脚步，在小马路的对面看了他很久。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烟头好像捡不完的样子。
这一刻，他的世界里好像只剩下了烟头、窨井盖上的小孔和他自己。这形容还不太确切。这一刻，他的世界里好像只剩下了一个动作——“塞”。他和烟头、小孔合而为一，变成了一个动作。无我亦无外物。
教育理论常是父母们内疚和痛苦的源泉，我不太想拿它们来说事。但我不得不惊讶于理论对我自己经验世界的改变。如果我没熟读蒙特梭利那些教育理论书籍，也许我会暗带同情的看着那个“外地”孩子，惋惜他的玩具匮乏，大不了再泛泛的说，孩子真容易开心。现在，我却在敬畏的观察“人类的自发学习过程”，或者说“生命的自我构建”。
如果你也熟悉蒙特梭利的书，就会觉得我的这种文艺情感毫无新意，连表达的语言也有模仿之嫌。她在书里记录了无数次她对儿童这种“死脑筋”玩耍的观察，带着一种注视神圣事物的目光。
蒙特梭利的教育理论是背倚科学的，对我这种“书呆子”可能有特别的魔力。她引用皮亚杰的发育心理学，说人类的智能总是从具体操作发展到抽象操作，再复杂的智能也是用那些简单的操作元素构建起来的。如果她在场，她会告诉你，这孩子塞烟头的玩耍是一种特别符合他内在需求的自我学习，其中包括了许多对孩子智性发展有特殊意义的操作，包括搜索特定目标，拇指食指对捏小物，对孔径和物体直径的自然测量，对烟头这种圆柱体的空间理解，调整圆柱体方向时的手腕运动，塞入小孔时的手眼对焦，以及站立-蹲下这一大运动技能。她会告诉你，这些能力是学会阅读和书写的基础，甚至也是学习各种抽象操作（如数学和逻辑）的基础。
我的头脑里蹦出了许多跟“塞”有关的蒙特梭利式游戏，比如往储蓄罐里投硬币；拿个纸盒划条缝当信箱，做邮递员送信的游戏；往一个盖上挖洞的竹罐里投入长竹棒；在盐水瓶的硅胶膜上扎个很小的孔，让孩子把牙签一根一根对准戳进去；在奶茶塑料杯的盖子上划个小十字，让孩子把豆子一颗颗从十字中央使劲按下去。我猜这些不用花钱的破玩具会让这个孩子很快乐。拿蒙特梭利的概念来说，他正处在“塞”这个动作的“敏感期”呢。
其实对蒙特梭利来说，游戏物体的意义仅在于设定任务和激发动作。它是一个行动的机会。孩子获得愉悦的最终来源不是这些物体制造的感官刺激，而是孩子自己的行动以及在行动中对“规则”和“事理”的遵循。
蒙特梭利对这些操作游戏的崇拜并不只是出于它们智性的意义。她相信，这种愉悦可以帮助孩子从对物体本身的迷恋和占有欲中解脱出来。当孩子重复游戏直到满足的时候，他们总是轻轻放开游戏材料，并不想死死握住或到处携带。因为愉悦的源泉不在这游戏材料中。他们要解放双手，寻找下一个行动的机会，采集下一个事理。
这种游戏中对物欲的摆脱状态，也许是蒙特梭利将之视为神圣的原因吧。
烟头和窨井盖小孔，在游戏中被抽象为一种符号——一个“塞”的机会。没有了肉身，它们不再是注定卑琐肮脏的凡尘之物。这小孩子也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可以被打上各种标记的小孩子——他是一个“幼年的人类”。
这孩子成为我的邻人，不是因了道德约束的力量。不是我说要平等待人就可以的。
春节前几天，居然又一次遇到那个小孩子。这回他笑盈盈的，爹娘都在身边哄他玩。他的手里拿着一辆光鲜的电动遥控汽车，一边闪灯一边发出叽叽喳喳的音乐声。这可能是新年的礼物吧。我却在马路对面傻傻的怅然若失。
这两天被朋友们关于“中国新工人的迷失和崛起”的讨论弄得晕乎乎的。其中有一个问题，怎样召唤“新工人”的主体意识。其实召唤“主体意识”这件事情本身就蛮神的，跟原始部落里召唤灵魂的仪式有点像，不管是召唤谁的。
受涂尔干的影响，我提出一个可能太轻率的想法：召唤“主体意识”，就是让一个人相信，在他和“神圣事物”之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
“主体意识”不是没有对象的主子意识或力量意识。它要有“神圣事物”做对象。
不是你“同情”、“可怜”、“想帮助”一个人，就能召唤他/她的“主体意识”的。这是虚伪的。你得先有机会发现你和他/她之间的鸿沟消失，没什么能阻碍他跟你站在平等的位置上——你得发现你和他/她跟神圣事物的关系是相似的，或者至少是潜在相似的。
这种相似性，未必是“原来他/她跟神圣事物离得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远”，而是“原来我并没有比他/她离得更近”。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是于共同体无用的原子。如果我去“工友之家”，我无法作为一个能说会道的知识分子给任何人帮助。但现在忽然想到一个可能性：传授和演示一些设计和制作幼儿游戏材料的实用经验，纯技术性的。
贫困的父母常常从孩子的玩具开始自卑和负疚。这和从奶粉和衣服开始的自卑和负疚不一样，因为在父母看来，玩具是能让孩子开心的东西，而奶粉和衣服本身跟孩子的幸福感无关。奶粉和衣服是和孩子的肉体世界沟通的，而玩具是和孩子的精神世界沟通的。孩子长大一点，这种自卑和负疚最终在孩子的“教育条件”上达到顶峰。
这是一道通往“神圣事物”的障碍，它本身不是物质的，而是恋物。
我想大声告诉所有人的是，这些自制玩具，不是用来弥补没钱买“贵玩具”的遗憾的。它们比大多数“贵玩具”更能长久的讨孩子开心，也对孩子更有长久的帮助。买不起“贵玩具”反倒给了父母和孩子一个机会。这是我自己相信的一点点东西。
蒙特梭利就是这么相信的。她特别讨厌那些追求感官刺激的华丽玩具。她那个时代还没有现在的声光电动呢，她已经抱怨说，富家的孩子被包围在颜色鲜艳的自动玩具中（我猜是那些发条和机械玩具吧），只会被娱乐，根本不会玩了。他们厌倦了旧的，成人又自动给他们换一批新的。他们根本没有解脱出来的机会。
所以蒙特梭利式的游戏材料都必须是特别不起眼的那种，这是故意的。这样材料中内含的事理和规则才会显露出来。它们设计的难点在于给孩子创造属于他们的行动机会。比如为了帮助某个孩子正而八经的学习扫地而不是“乱玩”，也许你需要给他找一把大人刷床用的刷子，而不是大人用的长柄扫帚。你可能还得给他提供一些“入门级”的模拟垃圾，比如小棉花球和花生壳就比小纸屑要容易些。这跟迪斯尼不能吸尘的玩具吸尘器给孩子的感受完全不同。
蒙特梭利的教育理念还真符合“劳动者伦理”。一方面，她把人类最抽象的智慧跟手的智慧连在一起。另一方面，她把工作的快乐看作是孩子最高的快乐。最搞笑的是，她在赞美孩子专注的时候，说他们就像“一车间的小工人”。
从她的记录里，你仿佛看到，贫困和劳动阶级出身的孩子，反而有一些特殊的机会接近“神圣事物”。这算召唤“主体意识”吗？
我脑里萦绕的图像是，豪华商厦快八点的时候，英语培训班还没放学，外面休息大厅里坐满了看电脑玩游戏的父母。隔壁早教中心，婴儿在里头由护士阿姨做“baby spa”，两个妈妈在外面讨论哪个产后瘦身机构最有效。
要论创造游戏材料的具体经验，另一个教育学派也是让我景仰的，那就是华德福教育。但我不喜欢它现在于中国城市流行的式样，因为它的种种“洁癖”。它强调孩子要吃有机的健康食品，吃得不好会影响孩子的整个精神世界和生命力；它强调孩子要玩“自然质感”的玩具，比如木头，石头，贝壳和竹子，它鄙视没有生命的塑料，鄙视人工合成的颜料；它强调孩子要接近自然，最好能天天在花园里戏耍。但问题是，它的标准配置，德国进口的天然蜂蜡天然色素蜡笔，要一百多元一盒八支。有机食品和通往花园的教室更是奢侈品，城市贫民很难得到的，发达国家亦是如此。这往往又给父母们带来了那种因为“贫困”而起的强烈自卑感和负疚感，认为自己（甚至自己的孩子）跟“神圣事物”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物质障碍。
其实这障碍不是物质的，而是恋物。
第一所华德福，倒是为烟草厂工人子弟开办的学校。
在小马路旁边的大马路上，有一天开膛破肚，挖了个大坑，暴露出地下各种横七竖八的管道。又见一群“外地野孩子”，饶有兴致的在管道上走独木桥。他们平时必少不了打打闹闹，现在却变得安静轻巧，因为他们完全沉浸在了脚下。车水马龙，尾气甚浓，呼吸于尘中。
蒙特梭利初创的儿童之家，就在地上划了白线，给孩子脚跟对脚尖慢慢的走。我想她不会介意在教室外的空地上放一段象征工业文明的管道给孩子玩耍的。这不是管道，只是一个行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