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工人》与新工人的实现

仙仙

由法律出版社于2013年一月出版的《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不是一本由专业化的领薪社会调查机构生产的、通过全面描绘和准确解释来为学术专家和政府决策人员提供数据的调查报告。这本书的调查、写作、出版、与宣传，本身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其目标是，通过将其命名为一个整体，存在表面上的差异和利益斗争的打工者群体能够成为整体，整体性地发出声音，其对政治、社会、和文化诉求的表达与其存在能够获得更高能见度。
1 对于这样一本著作来说，什么是其“理论敏感”？
理论敏感未必意味着对阿尔都塞作注经式的读解，也未必是运用现成的理论概念对现实作图书馆员式的收集，更不一定是出于对理论系谱的熟悉，敏感地定位高精尖或最有趣的问题。
理论敏感不是对现实的实证拣选：它并非在“高级理论”的指引下，用一套现成的价值体系对现实中的现象作研究价值高低的判断，之后不自觉地踩着意识形态的滑板，去研究“重要的”（在特定价值体系下有价值的）现象。
对于这样一本著作，理论敏感的含义必须在社会运动与理论思考相互干预和促进的关系下理解。《中国新工人》的理论敏感是它尝试以理论为概念武器，在理论的帮助下理解现实，看到现实的可能性，转化现实。它归根结底是一种借助理论（甚至没有借助理论）达到的政治敏感，it seeks to realize possibilities, to actualize potentialities. 正如政党、宣传、艺术、研究、运动都可以有理论敏感。
《中国新工人》并不是在新工人这个群体出现以后，去“理论地”分析它，而是有意识地参与和推动新工人这个群体的产生。
“新工人”这个词并非中国打工者的自我指认，而是这部书对他们以正名为表象的命名。它基于经验看到打工者现状的迷失，再期望通过命名的政治，新工人得能崛起。
2 语言的政治：为什么这本书没有，也不应该采用调查报告和社会科学著作的写法？
社会科学每一个领域的都有其来自于特定发源地的、有主要的特定使用者的一套携带着意识形态的文体、词汇和语法。调查报告和社会科学著作的“一般”写法并非更客观更好，它只是更适合决策者和学术界阅读。
一方面，这本书所召唤的主体并非决策者和学术界，使用那一套写法恐怕会擦枪走火；另一方面，学术界现成的一套语言，恰恰适于以给定方式分析而钝于命名。若要通过写作与阅读创造新的主体，需要不同的文体、词汇和语法。
3 如何对这样一本书作文本分析？
《中国新工人》不止是一本书，而是一种社会行动。对这项有纸质著作为载体的社会行动作文本分析，需要看它流传的领域，它相配合的其它行动，它意图的对象以及在意图对象中的接受史，它期望达成的社会后果与它的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它所召唤的主体。
《中国新工人》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作者来源于民间劳工机构‘打工之家’，并依靠该机构作访谈。为它“作广告”的是新工人艺术团的成员（也与‘打工之家’有亲缘关系），它在微博上的宣传与打工春晚等活动相关。
看来学者大概不是它所召唤的主体。它不打算借助社会学家或劳工政策研究者习惯的语言，以便他们更好阅读。这样一本书不以看似科学的论证为目标。对这样一本书的批评，有的方向是对的，有的方向是错的。
对的问题。例如，它是否成功召唤了主体？它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召唤主体？因此，mu对它使用“精神癔症”这类概念的批评很到位。那种概念既缺乏解释力，又将书与打工者隔开。那种概念是无用的概念。
错的问题。例如，它是否在让打工的人“也”能看得懂之外，也能以‘科学’的写法获得‘其它’学者的承认？这个问题是错的，是因为打工者并非它“也”针对的对象，而是它针对的对象；作者并非自认为学者，而是民间劳工机构活动者，社会运动成员。
有两个类似的问题看似有力批判，但实际上其背后的假定值得思考。这两个问题是，第一，这本书是否有必要在实证层面上呈现出打工者内部高度的异质性，并以此为基础分析统一的新工人主体在其内部差异性下是否可能建立？第二，是否有必要在这本书中分析“新工人”尚未自然形成的原因，同样地，以此为基础分析统一的新工人主体是否有可能建立？
关键的问题是，新主体能否生成，这是否是一个通过实证的数据分析能够回答，或仅仅通过实证的数据分析就能回答的问题？（马克思的分析是社会分析，而非“实证”的数据分析）这本书是一种在差异之上建立主体的努力，或许可以说它是strategic essentialism的方法（这点上有一点问题）。它期待的恰恰是超越相互吵架的湖南四川同乡会，拉长和小妹，70后与80后，男与女的范畴和利益差异，建立整体。它对上面这个问题的看法或许是：这个答案需要由实践来提供——它是一个通过召唤的试探。
倘若这本书对打工者作经验意义上的细致分类，可能更为精致，但更为无用，也更少真实，假如我们说的真实是更高的真实，由现实所呈现并即将成为的真实的话。
类似地，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否有其特定要素，使得打工者至今并未作为整体自我呈现？这个问题一方面对这本书的读者和目标意义有限，另一方面，这个问题在此提出可能恰恰会瓦解这本书的直接目标——一个通过命名的形成，和经由呼喊的试探。
4 机构与知识生产
学术人对这本书不够科学、实证、全面的批判或许再次说明，这种knowledge-making不容易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它甚至不像一个村庙的香火簿那样，提供给学术界可供抽象的数据），正如一位人类学家可能不觉得会计师事务所的报表算得上真正的知识生产，也不从后者中获得反思性，这位人类学家可能只会觉得报表是可供分析的数据，提供批判证据。
面对异质知识实践的不受承认，只有在继续拒绝学术界的给定语言的同时，去建筑沟通的空间。改变自身的knowledge making practices以求得学术界的承认不是解决之道。
《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目标不是生产一本通过全面描绘和准确的解释来为学术专家提供数据的调查性“类学术著作”——何况，a) “全面”，“准确”，“解释”，“中立”的定义都满载意识形态，b) 不能脱离其政治目标来分析任何一项社会调查，即使很多时候调查者和资金提供者对政治目标不甚清晰，c) 学术著作与社会行动的关系并非不辨即明，相反，每个行动者应当自觉建立某种特定关系。
那么，《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是否能够达到它以正名为表，以命名为实的目标，召唤中国工人新的主体形态？这是一个敞开的问题。书刚出版不久，它的流动形态、它能到达的边界和深度、它与其它行动的结合与后果，这些要看作者、机构、出版人、扶助者的动能和执行力，而我们每个人的判断和行动，都将塑造这个问题的答案。
最后，我想引一段汪晖在《金沙江之子：追忆萧亮中》文章中的话。萧亮中是一位来自云南的人类学家，积极参与反对修建虎跳峡水坝的社会运动。我不够了解虎跳峡工程，无能评判这运动本身，但我觉得下面这段简单的话的意思没错。2005年，32岁的年轻人类学家萧亮中在疲惫间猝死；此前半年，马骅去世于德钦。
“亮中是热爱自己的学术研究的人。他热诚地关心我们社会的公共事务，但不赞成将书斋研究与参与社会实践对立起来。实际上理论与实践之间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我们碰到的问题并不是书读得太多，而参与实践太少，也不是参与实践太多，而书读得太少。我们碰到的问题是两个方面都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