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警示：不许转！！！
刚才搜索了下，看到有人已经把这篇译文转发到了别的网站上。难道非得要明确说不许转才行么。难道不知道译者我要付出多少劳动么？
鉴于此现状，下一部分《 五石散：三国与六朝（公元220-581年）》我是不会再贴出来了。
文/韩献博 译/姚人杰
断袖与男风巅峰
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
在周代垮台和公元前206年汉朝建立之间，中国经历的政治动荡虽然带给人民痛苦，却是历史的必然。秦国的威武大军最终摧毁了日渐衰落的周代政体。普天之下的人民首次臣服于同一位强大的君主。但历史证明，秦朝是个百姓无法忍受的主人。多个宏伟的公共建筑工程，令众多百姓被迫出门远行服苦役，而那些在家从事生产的百姓，处于秦朝的严酷律法压迫之下。书籍遭到焚毁，读书人被活埋地下。秦朝在全国各地都不得民心，仅仅在一代君主之后，便告灭亡。继任的汉代统治者决定重聚人心，重建这个遭到战火荼毒的国家。
尽管从周代到汉代的巨变带来严重的政治骚乱，但它似乎并未怎么改变社会精英之间的性关系模式。在整个汉代，历史文献公开地谈起诸多汉代君主的双性恋行为。这些皇帝的后宫里有着数不清的妃嫔，但还沉湎于和男宠们的幽会。尽管异性恋性交行为对王朝的延续至关重要，这些皇帝的同性恋私情纯粹是出自自愿的。这些皇帝选择“分桃”，同时代的史料上还记录下了他们坦承而直接的求爱方式，令人只能得出以下结论：和周代的政治精英一样，汉代的社会精英们继续将同性恋视作是性生活中可接受的部分。
和周代的史料一样，汉代的许多历史记录都和统治者的生活有关。随之带来的结果便是，我们对于汉代男同性恋的观察几乎局限于君主的男男之爱。正如爱德华·吉本所观察到的，在罗马帝国的最初十四个皇帝中，除了一位以外，其他人要么是双性恋，要么就是纯粹的同性恋[1]，而在正逢汉朝鼎盛期的两百年内的十个皇帝，都是公开的双性恋者[2]。我们将汉朝的皇帝与他们最知名的一些男宠放在一起考虑时，能更好的理解汉代宫廷里的男风之盛。
皇帝 统治时期 男宠
汉高祖 公元前206-公元前195年 籍孺
汉惠帝 公元前194-公元前188年 闳孺
汉文帝 公元前179-公元前157年 邓通、赵谈[3]、北宫伯子
汉景帝 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年 周仁[4]
汉武帝 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 韩嫣、韩说、李延年
汉昭帝 公元前86年-公元前74年 金赏
汉宣帝 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 张彭祖
汉元帝 公元前48-公元前33年 弘恭、石显
汉成帝 公元前32-公元前7年 张放、淳于长
汉哀帝 公元前6年-公元1年[5] 董贤
所有这些记录都被记载在汉代的官修历史，即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中，这两部史学著作上都以长篇累牍详细记录了帝王男宠的传记。[6]
这些历史记载传递出一幅详细的画面，帝王的男宠在宫廷里享受着相当的荣耀。男同性恋以多种方式，成为了古代宫廷生活里的一个核心特色。史学家司马迁在记录这些权倾一时的男性之前，在引言里证实了皇帝的男宠们所掌握的权力。
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7]
汉代的第一位统治者是汉高祖刘邦。他和他的继任者汉惠帝开启了汉代皇帝的一项习惯，这些皇帝会宠信那些愿意使用他们的性天赋的臣子。
至汉兴，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时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8]
这两位君主宠幸的男子随之成为高官。他们因为与君主独特的亲密关系，获得了非同一般的特权，而借助决定哪些人可以进入汉朝的权力核心，他们掌握了更大的权力。
高祖统治时的一起事件，反映出伴随君主的信任而来的巨大权力。当高祖病重时，他担心那些封建自治的贵族也许会利用这个机会来推翻他并不稳固的新王朝；他随之独居于深宫，身边只留下一位忠心耿耿的太监照料每日起居。樊哙是汉高祖喜欢的一个大臣，他说服高祖结束隐居生活，从而终止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高祖）有疾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樊哙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籍孺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上笑而起。[9]
樊哙和那些像他一样的人，得到了爱、财富和（本例中显示的）权力等回报。在东汉时期，这种因为得到皇帝宠幸而从默默无名之辈摇身一变、成为地位不稳的权力暴发户的景象变得不那么常见，因为官僚系统发明出一种充实自身的理性途径，以及一套常规的奖惩体系。然而，对于汉代的官员阶级来说，无处不见的靠山使得获取权贵宠幸、影响他们比自身的能力更为重要。宗室和大臣为别人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的是别人也能帮自己的忙。这样的互惠体系轻易地就会被那些愿意用性来交易官职的人利用。
邓通的一生证明了，无论是出自有意还是无心，获得皇帝的关注，通过皇帝这座靠山，甚至能给不学无术之人带来官职。邓通从一名底层的奴役，一跃升至与皇帝的妃嫔齐肩的职位。他的传记尽管很长，却值得一读，因为它总结了一名汉代宫廷男宠的各个可能的阶段，从潦倒到发达，再从发达到潦倒。尽管汉代统治者的多数男宠的人生远远不如邓通的人生那样多变，但他的起伏跌宕还是显示出这些男性突如其来的成功本身蕴含的危险性。
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北宫伯子。北宫伯子以爱人长者；而赵同以星气幸，常为文帝参乘；邓通无伎能。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顾见其衣裻带后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即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氏，名通，文帝说焉，尊幸之日异。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于是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文帝时时如邓通家游戏。然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
文帝尝病痈，邓通常为帝唶吮之。文帝不乐，从容问通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问病，文帝使唶痈，唶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唶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之，遂竟案，尽没入邓通家，尚负责数巨万。长公主赐邓通，吏辄随没入之，一簪不得着身。于是长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10]
邓通只是众多运用性手段升至高位的男性中的一员而已。对于那些愿意用男同性恋来为自己谋取好处的人而言，这一靠男色获取成功的传统存在已久[11]，因为其他人以此途径获得了成功，它受到了认可，成为获取政治与社会利益的实用手段。靠着这一手段，邓通从一名低贱的船夫成为了一位受到帝王恩宠的“男宠”，享尽荣华富贵。尽管皇帝“巨万以十数”的赏赐大概只是文学的夸大罢了，但这一描述依然能令我们窥见邓通获得的物质回报之丰厚。汉代的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一年的生活花费在四千钱以下[12]，给邓通的赏赐即使只有一小部分是真的，那么价值也超乎想象。准许其铸造铜币，更是一项超乎寻常的特权，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与荣耀，一般情况下，政府会充满猜疑地保护它的这一特权。[13]
邓通与太子（未来的汉景帝）之间激烈的竞争令人格外留意，邓通的威望甚至使得他可以匹敌于皇帝自身的继承人。当然，邓通并非第一个出自忠心而吸吮上级的脓疮的人。有时，汉代的医生会使用他们不可思议的魔力，让自己患上脓疮病，然后要求某位未经考验的弟子吸吮脓疱，以此考验他们的投入精神。[14]但当太子被迫履行这项令人不悦的任务，在皇帝患有病症的肉体上吸吮，只为了与一位男宠竞争，太子迟早都会为了这一次的侮辱事件对邓通进行严厉的报复。汉景帝显然没有因为男同性恋行为而讨厌邓通；毕竟，景帝也有自己宠幸的男色。汉景帝对邓通的憎恶，更多的是萌发自个人的敌意。
邓通的一生表明了男宠的权力来源。男宠与统治者建立情感纽带，以此收获巨大的回报。他的深情越是显得引人注目，他的影响力就越大。但因为仅有皇帝对其的感情才能令男宠免受伤害，所以汉代宫廷政治世界的任何突变都会将男宠置于致命的危险处境。譬如，曾经有一次，一位大臣出于政治原因决定报复邓通。他指控邓通的行为举止对皇帝大不敬，命令将邓通斩首。皇帝及时地下达了一份口讯，将邓通的脖子从刀口下挽救了下来。像邓通那样的男宠，不仅要担心来自皇室家族的对手，还要提防政府官僚中的敌人。
《史记》和《汉书》中有关邓通和其他男宠的章节表明，亟需扩大丰富描述男同性恋的词汇。两本书中谈到男宠时，都用了“佞幸”这个标题。原本，“佞”表示“谄媚”。至于“幸”，古代的字典《说文》将其定义为“吉而免凶也”。“幸”逐渐获得一项更明确的意思，明代的字典《字彙》将“幸”等价于“宠爱”，类似于早期的“宠”。这个义项似乎在汉代时便已存在。因此，《史记》和《汉书》中的章节标题字面翻译的话，便是“那些靠谄媚获宠的人”——这一称呼延续了周代从社会关系角度来形容性关系的倾向。除此之外，“爱人”一词在汉代文献里也有出现。这个复合词的字面意思是“恋人”或“所爱之人”，在今日的中国，这个词是用来称呼每个人配偶的日常词汇。周代的“宠”继续出现在汉代文献中，与“幸”同义。
汉代涉及皇帝男宠的著作并未深究同性之恋的缘由。和大多数作家一样，汉代的作家觉得只需要记录异乎寻常之事，寻常之事并不在他们的记录范围之内。因为男同性恋是宫廷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没有发现充满恨意的诽谤、充满热情的辩护，或者详细的解释。相反，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试图描述并理解这种凭着性宠爱就任命官员、给予赏赐的成规。他们表明了，这种依据性宠爱而任命官职的风气是一直存在的，这种成规从墨子时代就受到了非难。
这种管理政府的方式不仅为汉文帝所继承，他的儿子汉景帝也不例外。汉景帝的众多男宠中，最出名的要数周仁，他在皇宫卧室里玩耍的“秘戏”中展现的天赋最受皇帝的赏识。因为受宠之故，周仁和他的家庭发觉自己得到了来自皇帝、诸侯和群臣的荣誉和礼物。[15]周仁获得的名利传至了后裔，使得他们能够进入政府的最高层。从周仁和邓通的生涯来看，男宠将自己获得的名利传给后代，就使得整个家庭都能从性恩惠上获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好处。周仁维持了与他的恋人（皇帝）的继任者的亲善关系，从而避免了落得邓通的下场，也为子孙保留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也正是类似的经济现实，激励着那些较低层次的男宠，一直到我们稍后会见到的普通男妓。
男宠的命运也会与另一位家庭成员的命运交织，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便是李延年，他的妹妹获得汉武帝的宠幸，并促成了他个人的受宠。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给事狗中。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说之，及入永巷，而召贵延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久之，浸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后，爱弛，则禽诛延年昆弟也。[16]
再一次地，一名出声卑微的英俊男子获得了皇帝的宠幸，随之获得了厚禄。起初，李延年分享了其妹李夫人的好运；可他轻易地就被随后受宠的官员卫青所取代，落得个弥子瑕的宿命。
李延年和其他好几位男宠一样，都是太监之身。汉代太监的经典模式，源自于如赵忠等人的女性化行为，赵忠就自称为汉灵帝之母，经常自认为是女人。身材臃肿的太监具备雌雄两性的特征，而受宠的太监的行为和吸引力与这幅怪异的讽刺画面不符。上层阶级的男性偏爱太监当作性伴侣，也许是因为他们在性过程中注定是被动一方，而且他们符合一类清晰定义的性角色。
因为在多数的时期，太监都出自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阶层和那些较不发达的部族，多数太监鄙陋的容貌和憨直的举止都会令高贵的皇帝们避而远之。只有在太监于宫廷掌权的时期，这些太监才会受到磨砺，掌握学识，也许能得到出生于上流环境的人的赏识。在汉代的某些时期，如李延年这样的太监获得优雅风度，令他们受到统治者的珍视。
无论是太监，还是未受阉割的男宠，都获得了巨大的回报。汉哀帝对他的男宠董贤的爱恋，例证了一名坠入爱河的皇帝靠山能给男宠多大的特权，而这种关系又会引发怎样的政治后果。接下来的文字归纳了《汉书》中记录的董贤生平。
董贤的父亲是位颇有名望的御史，任命董贤为汉哀帝（当时还是太子）的随从。董贤的美貌引起众人欣羡。汉哀帝望见，谈论起董贤的仪态与美貌[17]。皇帝问道：“这位是舍人董贤吗？”因此故，董贤和皇帝说上了话。从此，董贤开始受宠。
董贤受到的宠幸与日俱增。他成为了高官，每年都获得万石的赏赐。他的富贵震动了朝廷。
董贤的性格总是很温柔，友善，讨人喜欢。他擅长用粘附之招来勾引皇帝。每次董贤被获准休假，他都加以拒绝。他一直留在宫中，钻研医术。皇帝发觉很难让董贤回家，于是召来了董贤的妻子，她像官员一样，在一座政府的官邸里居住。皇帝还召来了董贤的儿女，发现他们都聪慧过人，仪态端庄。
汉哀帝敕封董贤的父亲为关内侯，外加采邑。董贤成为了高安侯。这些采邑每年的收益有两千石。董贤家里的每个人都受到皇帝的赏赐，甚至连奴仆也不例外。丞相多次进谏，称因为董贤之故，国家的纲纪陷入混乱。[18]
董贤掌握的权力与特权超乎寻常。那些赏赐的庞大数字重复出现，无需在此处加以详述。董贤一生中当过许多大官，也拥有众多头衔，其中最大的一个头衔是在二十二岁时获得的。他甚至被委托督造皇陵，这是一项极其重要而庄严的责任。董贤的权力之大，甚至能阻止汉代的一项最重要的土地改革提议，因为任何这类的限制措施影响最大的便是汉朝的富人们，而董贤正是其中的一员。[19]
在一次宴会上，到访的一位北方匈奴的酋长说道，董贤位高权重，容貌却如此年轻。汉哀帝解释说，董贤是个贤人，因此才年纪轻轻便成为高官。听到这句话，酋长站起身，向年轻的贤人鞠躬敬礼，祝贺他的主子有幸获得这样一位圣贤之士。当然，董贤获得高位的原因恰恰不是圣贤。性恩惠加上权势家庭的背景更能解释董贤是如何在年纪轻轻时就达到了世俗成功的顶峰，更令外国使节做出那样的评价。
董贤的家族也从他的受宠上获益不少。董贤的父亲、岳父、兄弟和孙子都被授以官职，掌握特权。我们不应该惊讶于皇帝奖赏一名男宠的家族的意愿。这种习俗与在皇帝配偶的家庭里选拔重要官员的习惯是相似的。[20]像对待受宠的妃嫔的家庭一样，赏赐男宠的家族，这更加显示出早期中国男色与异性恋妃嫔的相似性。
在汉哀帝驾崩之前，他公开提议将皇位禅让给董贤。皇帝的顾问迅速地扑灭这一可能性。[21]尽管如此，汉哀帝在病榻之上，没有子嗣，也没有任命继承人，还是将玉玺交到了董贤手上，宣布他为下任皇帝。汉哀帝的此举是在效仿远古尧帝禅让于舜的先例。这样无力的托辞无法让董贤的众多政敌心服口服。董贤被迫自杀，篡位者王莽将一名小孩安置在皇位上，通过这个傀儡统治国家。最终，王莽还是罢免了年幼的皇帝，以自己的名义统治全国。[22]因为汉哀帝是西汉的最后一任成年人皇帝，他希望将帝位传给自己的男宠的举动失败，同时也宣告了西汉的灭亡。皇帝和男宠之间的情感纽带如此之深，但还不够克服帝位传承的传统。没有哪位王莽的敌人可以与之匹敌，西汉王朝很快就灭亡了。
汉哀帝对董贤的爱恋，以及灾难性的政治后果，使其成为汉代政府的男宠之风最为重大的一个例子。但是，任何一位男士只要能获得皇帝的瞩目，就可获得巨大的回报，这一洞察以许多微妙的形式改变着宫廷生活。如下面的《汉书》节选所描述的，成为皇帝的性伴侣的前景引领着董贤和其余人穿着吸引人的服饰。这种风气将汉代宫廷变成了一座华丽服饰的展示馆。
哀帝尚淫奢，多进谄佞幸爱之臣，竞以妆饰妖丽，巧言取容。董贤以雾绡单衣，飘若蝉翼，帝入燕息之房，命圣卿易轻衣小袖，不用奢带修裙，故使宛转便易也。宫人皆效其断袖，又曰割袖，恐惊其眠。[23]
类似的，对于男风的格外关注也改变了汉惠帝时期宫廷里的服装风格。正如司马迁所言，“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鵕璘，贝带，傅脂粉”。[24]这些侍臣穿着华丽的服装，戴着浮夸的饰品，衣服都是用最精致的布料缝制的，众美斗妍，这幅画面唤起了后世的无限遐想，因为在敦煌莫高窟中发现的唐代《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中，这句句子又一次出现。[25]令唐代的读者感到震惊之处，同时也是令我们今日惊讶之处，便是汉代的男士如何凭借获得统治者的瞩目而获得日后的荣华富贵。这一情况，导致了服装和装饰风格日趋复杂，以今日的审美观来考量，也许显得娘娘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行为盛行于一个以同性之恋开放而知名的时代。在汉代之后的朝代里，男性化妆的话，会被认为是男色之恋中“受”一方，或者是戏子、男妓。然而，在汉代时候，这种打扮更多地被视作是时髦的展示，而非雌性的显露。同样浮夸的服装时尚也是路易十四的宫廷的特征之一，高雅的法国贵族并不认为那些服饰娘娘腔，仅仅是优雅的服装风格而已。在汉代宫廷，人们知道受到皇帝宠幸的话，会飞黄腾达，享尽荣华富贵，因而在历朝的皇宫中，大家都十分关心仪表容貌。
尽管汉代宫廷中人十分关注外在打扮，但汉代的作者并未将男宠都描绘成缺乏活力或者女性化的人物。汉武帝与韩嫣可成为汉代统治者与男宠关系的典型例子。
嫣者，弓高侯孽孙也。今上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时嫣常与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诏得从入猎上林中。天子车驾跸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车，从数十百骑，骛驰视兽。江都王望见，以为天子，辟从者，伏谒道傍。嫣驱不见。既过，江都王怒，为皇太后泣曰：“请得归国入宿卫，比韩嫣。”太后由此嗛嫣。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奸闻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赐嫣死。上为谢，终不能得，嫣遂死。[26]
传统的历史学家认为汉武帝是位极具男子气概的皇帝。他的庙号“武”的意思是“军事的”，他统治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征服中国周边的异族上。汉武帝作为武士和猎手，都是声名远扬的。他的男宠也对打仗和狩猎极有兴趣。在精通文学、聪慧过人之外，汉武帝也很喜欢参与一些男子汉的运动，譬如骑马、射箭和格斗。在这个方面，汉武帝代表了商代以来的贵族们所珍视的男性美德。尽管许多皇宫里的官员企图用精心的打扮来令自己受宠，但却徒劳无功；但韩嫣与汉武帝的亲密关系符合周代早期关于密友乃至是情人的概念定义，他们的行为和其他男性并无什么区别。
伴随着这种同性恋风气而来的，便是异性恋婚姻的必需性。有两段轶事展示了双性恋行为的机制，而这两段轶事都发生在宫廷之外。第一段轶事，说的是一位名叫秦宫的奴仆，他年轻又俊俏，是将军梁冀的男宠。这位将军不仅已经结婚，而且他的妻子也对丈夫的男宠有所性企图。[27]梁冀公开维持一位妻子和一位男宠，当时有关婚姻和奴仆的社会规范认为这种双性恋关系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秦宫是一位奴仆，代表了因为阶级结构而成为的同性恋角色，他的主人拥有他，仿若一位男性拥有妾室。犹如中国的妻子必须忍受丈夫对于一位女性妾室的感情，梁冀的妻子忍受了丈夫和一位男性奴仆的情事。双性恋、奴仆、婚姻等元素相互交织，给这个中国古代社会关系的实例增添了不少复杂性。
这个例子并非孤例。更早时期的一个婚姻中的双性恋例子也有类似的结果：
大将军霍光监奴冯子都，有殊色，光爱幸之。常与计事，颇挟权，倾都邑。后人为语曰：“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光卒，显寡居，与子都乱。显广治第室，作乘舆辇，加画绣。冯黄金涂韦絮荐轮。侍婢以五彩丝挽显及子都，游戏第中。[28]
霍光（去世于公元前68年）是他的时代里重要的政治人物。尽管他的男宠只是一名奴仆头目，霍光的妻子不只是“容忍”冯子都而已。在霍光过世后，他的“男宠”和妻子在一段时间的哀伤后，便发生了一段激情似火的情事。后世的人（甚至是同时代的人）认为像“显光”这样高贵的女性与冯子都这等低贱的奴才纠缠是罪不可恕的事情。理论上，像显夫人这样社会等级的寡妇，应该仅在上层阶级中挑选性邂逅的对象，就如稍后的唐代短篇故事《游仙窟》中所示范的那样。当然，在唐代之后，一名寡妇理论上该在余生中保持单身。
然而，对于中国男性来说，男性和女性性伴侣的替换并不会让他们蒙羞。在一个认为异性恋和同性恋相差无几的社会里，男性可以自由地实现他们的各种性欲望。迄今为止，任何文化中对于男同性恋所做的最完备的研究项目，莫过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阿尔弗雷德·金赛博士在美国进行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是在一个对于同性恋怀有极深的恶意的文化中（即当时的美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男性发生过同性性行为。[29]在一个像早期中国那样的社会中，人们接受同性恋并甚至以同性恋关系为荣，但依然要求人们保持异性恋婚姻，我们大可以推断双性恋至少像纯粹的同性恋一样常见，也许和严格的异性恋一样常见。遗憾的是，现存的数据匮乏，使得我们不可能判定在上层阶级中到底占据多大的份额，更不用说同性恋在整个早期中国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了。
在这些记录中，我们也见到一些习俗起源的踪迹，后来这些习俗发展成了同性婚姻。第一项这类的习俗便是男男的配对，这也是周代和汉代同性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一对男性恋人因为彼此间的深情而得到颂扬。另一项同性婚姻的先兆是男性妾室的事实性存在。我们如果以当代西方的视角来考察“婚姻”这个概念，就会完全误解中国的“婚姻”概念。从古时候起，富有的中国男性就会购买小妾，填充妻妾的数量，好比是给家里添置东西。因为这些妇女常常是从她们的家人手上购买的，这种行为实际上类似于购买奴隶。然而，妾室有别于奴隶，凭借引起主人的瞩目，这些小妾可以获得特别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
早期中国的富人购买男性和男孩，在许多方面类似于购买小妾。譬如，在一个著名的案例中，汉武帝的一位男宠杀死了另一位男宠；皇帝勃然大怒，但当他得知谋杀的原因后，就镇定了下来：死去的男宠曾经引诱过宫廷里的一位妃嫔。男宠们可以出入于深宫，因为皇帝的女性和男性的性伴侣都住在守卫森严的深宫中，给皇帝带来愉悦。后世的朝代更加严格地限制进入深宫的人等，于是男宠得以出入深宫更成为一项超乎寻常的特权。男宠和女性妃嫔都可以接触到皇帝本人，这种相似性更提高了两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类似性。[30]甚至连用来形容男同关系的语言都近似于形容妾室的术语。[31]
在汉代社会的一般框架中，男同性恋相比于异性恋具备几项优势。比如说，通过爱上其他男性而建立的友谊可以持续成为婚姻生活之外的一个情感倾泻渠道。选择正确的恋人，甚至能使自己在社会地位上升方面获得助益。在可靠的避孕方法出现之前，同性恋行为不会带来未婚母亲。在一个相当看重血统关系和传宗接代的社会里，未婚母亲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
而异性恋婚姻都是由一个家庭的男性领导安排的——甚至无需询问结婚的两个当事人的意见。婚姻主要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两个家庭的利益融合成两个家庭的集体利益。随之而来的，许多夫妇一定会发觉他们俩在感情上或者性爱上无法相容。对于妻子来说，社会要求她对丈夫保持忠贞，没有解决之道。然而，男性可以用好几种方式来逃避一次令人讨厌的婚姻。一位富裕的男性可以纳妾，或者购买女性奴仆来满足他的性需求。其他男人可以和家庭以外的女性发生婚外的异性恋情，但这样的机会很有限。而同性恋既不会引发羞耻，也不会让人怀孕，这个选择对于那些在家庭之外寻求性愉悦的人士来说是相当具有诱惑力的。
在婚姻中，丈夫拥有最高级的权威。在汉朝之前，男性甚至可以合法地杀死自己的儿子[32]，甚至到了汉朝，这种决定生死的权威依然遗存。女性不敢询问丈夫有关他的性欲的重要问题，也不敢在丈夫从其他渠道寻求性伴侣（譬如纳妾）时提出反对意见。事实上，嫉妒是丈夫休妻的七项缘由之一[33]。一夫多妻制是汉代的一项毋庸置疑的风俗，使得男性一定会乱交。在法律上，妻子被要求同意丈夫对于另外性伴侣的需求，这些性伴侣中也包括其他男性。已婚男性令妻子在她们的性生活方面没有一丁点发言权，从而可以随意享受分桃之乐。政府并不会干涉民众的性生活状态，因为它将多数有关家庭的道德问题留在家庭内部解决——在一个男性家长制的社会里，这意味着有关性道德的决定无可避免地会向着男方利益倾斜。从而，汉代家庭的组织情况使得男同性恋的接受变得较为容易。
这种开放的气氛促进了逐步萌发的同性恋传统的进一步发展，在汉代的历史文献中可以找到许多感人的记录。汉代同性恋最好的标本莫过于汉哀帝和董贤的故事。正如班固所评论的，“（汉哀帝）雅性不好声色[34]”，而他对自己所宠爱的董贤的真挚感情抓住了大众的想象力。下面的这篇描述两人感情的短文是中国男同性恋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资料：
（常与上卧起），尝昼寝，遍籍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其恩至此。[35]
正如弥子瑕给予了“分桃”一词同性恋内涵，这幅割断袖子的画面也体现了汉哀帝对董贤的深厚情谊，推广而言之，便是男同性恋的爱意。汉哀帝的所有侍从“皆效其断袖，又曰割袖”，以此来颂扬皇帝与董贤之间的爱意。[36]一大群面容姣好的侍从一丝不苟地穿着彩色丝绸缝制的束腰外衣，每件衣服都少了一个袖子，这幅画面在温情脉脉间传递的力量，令这一瞬间在此后的两千年里一直令读者浮想联翩。
对断袖的简炼描述融入了中国有记录的男同性恋传统，成为其一部分，而对于汉哀帝来说，这一传统称得上历史悠久。汉代的男性对于其他男性怀有感情，但他们并不感觉孤单。正如《史记》和《汉书》中所记录的，男同性恋完全融入早期中国的宫廷生活，而后世的文学中常常加以援引，令后世的男性找到一种途径，将他们自身的欲望置于一项悠久的传统之中。他们将自己的感情视为“断袖”之情，知晓男男之爱在中国社会历史中的地位。
董贤权势显赫，差点就登上帝位，这标示着中国男同性恋传统和男同性恋对于中国社会影响力的高峰。男男之爱不仅获得接受，而且还渗透进上层阶级的生活。从对政治的格外关注，到男性服饰风格的浮夸化，男同性恋都起到重要作用。男同性恋对精英社会的影响在西汉时最为明显，其时，男同性恋在宫廷生活中占据尊贵而有力的位置。然而，在周代形成的男同性恋模式和形象，到了汉代趋向成熟，在随后的朝代中变得更加的具体化。
[1] 约翰·波斯威尔：《基督教、社会宽容与同性恋》（Christianity, Social Tolerance, and Homosexuality: Gay People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hristian Era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61页。
[2] 见阮芳赋、蔡勇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男同性恋》（Male Homosexual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表格一，《同性恋学报》14，nos.3-4(1987)：23.
[3] 《史记》中记作“赵同”，司马迁为避其父名讳之故（司马迁之父名叫司马谈）；《汉书》中记作“赵谈”，译者注。
[4] 《史记》中记作“周文仁”，《汉书》中记作“周仁”，译者注。
[5] 此处乃作者笔误，汉哀帝在位的年份是公元前7年-公元前1年。其余的年份也都与中国通用的记法有微小的差别，但为保持译本忠实，不擅加修改。请读者自行参照《中国历代帝王年表》。译者注。
[6] 见《史记·佞幸列传》和《汉书·佞幸传》
[7] 英文回译：那些服侍统治者、成功地取悦他的眼睛和耳朵的人，那些察觉到君主的想法，赢得他的信任和亲近的人，不仅仅是靠着性欲诱惑和爱情的力量，每个人都有所长，因此才脱颖而出。所以，我写了“佞幸列传”。
谚语中说，“再怎么在农田里辛辛苦苦劳动，也无法与好天气的魔力相比；再怎么忠心干事，也无法与受到上级的青睐相比。”这句话并非虚言。然而，不仅女性能用美貌来吸引统治者的目光；佞臣和宦官也能玩这场游戏。古时候，许多男性靠着这种方式获得了宠幸。
[8] 《史记·佞幸列传》。英文回译：当汉朝建立后，高祖尽管为人暴猛伉直，却迷上了一个叫籍的少年，而惠帝则有一个名叫闳的年轻男宠。籍和闳都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天赋或能力，两个人都是靠着容貌和风度获得了尊荣。日夜陪伴在君主身边，所有的高官如果想要和君主说话，只得去讨好他们。
[9] 作者原注：出自杜佑《通典》，援引自吴下阿蒙《断袖篇》。
然译者查《通典》一书，并无发现，而在《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发现一段有关文字：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英文回译：高祖曾经病重，在内廷休息，命令把门的人不要让大小官员进来。没有哪位大臣胆敢进入。在十多天后，樊哙安排计划，进入了内廷。所有的高级官员都跟在他的身后。樊哙见到高祖独自一人，躺在枕头上，只有一位宦官陪侍一旁，他和其他的官员流下了眼泪。他说道：“以前，陛下和我一起获得成功与显贵。你的健康有什么关系？现在，普天之下，一切都井井有条。疲倦又有什么关系？陛下不会是独独忽视高层的事情了吧！”听到这番话后，高祖一声笑后，从床上爬了起来。（作者对这段材料的理解，显然有不小的误差，望读者细察，译者注）
[10] 《史记·佞幸列传》。英文回译：在汉文帝统治的期间，皇宫里受到宠幸的男性包括一位名叫邓通的廷臣，宦官则有赵谈和北宫伯子。北宫伯子是个可敬的人，感情真挚，而赵谈靠着占星望气之术获得皇帝的注意；这两个人通常都与汉文帝乘坐同一辆马车出行。邓通似乎没有任何特殊技能。
邓通是蜀郡南安人士，因为他知道如何撑船，成为了皇宫里戴黄帽子的船夫。有一次，文帝梦见自己试图攀上天庭，却无法上去。就在那时，一位戴黄帽的船夫从后面推了一把，文帝这才能攀上天庭。当文帝转过身，看那个男子，注意到船夫的衣袍后面的腰带下面裂开了。文帝醒来后，到了碧湖里的渐台，开始偷偷寻找梦中推了他一把的那个男子。他望见了邓通，他碰巧和梦中的男子一样，衣袍后面有裂缝。文帝召来了邓通，询问他的名字，当文帝得知男子姓邓名通，大感喜悦。从此时起，皇帝日益宠信邓通，给予他各种荣誉。邓通本人得势后，也行事正直谨慎。他不与宫外的人往来，尽管皇帝给予他休假，让他回家探望，他也总是迟迟不肯离去。结果，皇帝给他更多的赏赐，直到邓通的财富达到百亿之巨，官做到了上大夫。皇帝甚至一次次上门拜访邓通，在那儿与他玩耍。
然而，邓通没有别的天赋，只会取悦皇帝，从来不会做事与宫廷里的其他人拉关系。相反，他全身心扑在如何保住自己的官位、讨好皇帝上面。
有一次，文帝召来一个相士，让他检查邓通的面容。“这个男人会变得很穷，最终饿死。”相士说。“但是，我让他变得富有！”皇帝喊道，“他怎么会变穷？”于是，皇帝给予了邓通蜀郡严道的铜矿山，允许他自行铸造铜币，直到所谓的“邓氏钱”流通于全国。这就是邓通得到的财富。
文帝曾经患上了痈症，邓通经常为文帝吸出脓液。文帝因为病症而心情抑郁，随口问起邓通：“在朝廷上下，你认为谁最爱我？”
“最爱陛下的莫过于太子！”邓通回答说。
稍后，当太子来询问父亲身体怎样时，文帝让他为自己吸脓疮。太子想将脓疮吸干净，但从他的面容来看，显然觉得味道很恶心。随后，当太子得知邓通一直在为文帝吸脓液时，心底里羞愧不已，从这时起，他就怨恨上了邓通。
在文帝过世之后，太子陛下，即汉景帝，登上皇位。邓通被罢免了官职，回到自己家中。然而，没过多久，便有人向皇帝举报，邓通竟然将他铸造的铜钱偷运给蛮族。邓通被移交给司法官员调查，并发现能支持指控的证据。最后，邓通被判刑，所有家产都被政府没收。就算这样，官方还声称邓通的家产不足以弥补损失，他依然欠政府数亿的钱。景帝的姐姐长公主馈赠给邓通一笔钱，但有关官员立刻没收了这笔钱，直到邓通身无分文，连根将帽子夹在头发上的发簪都没有。长公主以贷款的名义提供邓通食物和衣服，那样就不会遭到政府的没收。最终，邓通没有一个铜板的财产，客死于别人的家里。
[11] 周荣德（Yung-the Chow），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Status Careers Among the Gentry in a Chinese Community，纽约，1966年，210页。（该书有中译本，《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译者注。）
[12] 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Han Agriculture: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inese Agrarian Economy(206 B.C.—A.D. 220)，杜敬轲编，西雅图，1980年，78-7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在1998年曾推出过一个译本，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05年又再次出版，书名译作《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译者注）
[13] 宋敘五，《西汉货币史初稿》，香港，1971年。
[14] 夏德安（Donald John Harper），《‘五十二病方’的翻译与导论》（The ‘Wu shih erh ping fang’: Translation and Prolegomena），博士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82年，62页。
[15] 《汉书》卷四十六：（周）仁为人阴重不泄。常衣弊补衣溺裤，故为不洁清，以是得幸，入卧内。于后宫秘戏，仁常在旁，终无所言。上时问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无所毁，如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阳陵。上所赐甚多，然终常让，不敢受也。诸侯群臣赂遗，终无所受。武帝立，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禄归老，子孙咸至大官。
[16] 《史记·佞幸列传》。
英文回译：李延年是中山人氏。他的母亲、父亲、兄弟姐妹，都是唱歌卖艺的。李延年因为犯罪，被判阉割，成为皇宫里的看狗人。之后，平阳公主推荐李延年的妹妹给皇帝，称她舞技高超。当汉武帝见到她，喜欢上了她，将她编入后宫，同时召见李延年，任命他更高的官职。
李延年擅长唱歌，知道如何编制新的曲子。此时，汉武帝想要一首新的曲子，以弦乐器伴奏，用在他所兴建的天地祠的献祭仪式上。李延年接受了这项任务，演奏之下，深得皇帝满意，编的曲子以弦乐器伴奏，配上新写的歌词。与此同时，李延年的妹妹怀上了皇帝的儿子。
李延年此时身怀两千石官位的印章，拥有“协声律”的头衔。日夜陪伴在汉武帝的身旁，他得到的荣誉与宠幸与之前的韩嫣等同。
数年过去了，李延年的弟弟李浸与皇宫里的一个女人有染，行为变得愈来愈傲慢放纵。在李延年的妹妹过世后，汉武帝对李氏兄弟的感情渐淡，最终将他们全部逮捕并加以处决。
[17] 英译文“谈论起董贤的仪态与美貌”，原文出自“说其仪貌”，然“说”乃“悦”之通假，本书作者理解错误，译者注。
[18] 董贤生平的原文见《汉书·佞幸传》。
[19] 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22，49页。
[20] 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168-174页。
[21] 鲁惟一（Michael Loewe），《西汉王朝》（The Former Han Dynasty），《剑桥中国史》，杜希德、鲁惟一主编，剑桥，1986年，1:220.
[22] 同上，227-229页。
[23] 吴下阿蒙《断袖篇》。（作者认为这段文字出自《汉书》，实际上是记载于晋代王嘉《拾遗记》第六卷：“哀帝尚淫奢，多进谄佞。幸爱之臣，竞以妆饰妖丽，巧言取容。董贤以雾绡单衣，飘若蝉翼。帝入宴息之房，命筵卿易轻衣小袖，示用奢带修裙，故使婉转便易也。宫人皆效其断袖。又曰，割袖恐惊其眠。”译者注。）
英文回译：侍臣们都竞相穿着华丽的衣服，美丽而诱人，还用机灵的言辞来迷惑皇帝。与他们不同，董贤穿着一件用半隐半露的丝绸布料做的衣服，风格简单。衣服像蝉翼一样挂在他的身上。汉哀帝会走进“燕息之房”，命令董贤换上轻盈而短袖的衣服。董贤不用奢华的腰带，也不穿华丽的衣裙。皇宫里的人都欣赏这种打扮，害怕惊扰了他俩的睡眠。
[24] 《史记·佞幸列传》。
[25] 《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中有“故惠帝侍臣冠鵔鸃、载貂蝉，傅脂粉于灵幄，曳罗带于花筵。”。（译者注）《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乃白行简所作，叶德辉编的《双梅影庵丛书》中有收录。
[26] 《史记·佞幸列传》。
英文回译：韩嫣是韩颓当（弓高侯的名讳）庶生的孙子。当今的皇帝仍然是胶东王时，他和韩嫣一起念书，两人都很喜欢彼此。之后，在今日的皇帝被任命为太子后，他与韩嫣的友谊日渐深厚。韩嫣擅长骑术和箭术，也很擅长讨好皇帝。他很熟悉蛮族的打仗特点，因而在皇帝登基、打算攻击匈奴后，他给予了韩嫣更多的尊敬和荣誉。韩嫣很快被提拔到上大夫之位，从皇帝处受到的赏赐可与极盛期的邓通相比。
此时，韩嫣经常陪伴在皇帝的身边，无论日夜。有一次，皇帝的弟弟江都王刘非来到皇宫拜见皇帝，皇帝允许他陪伴自己去上林苑狩猎。有关部门下令将道路清空，供皇家马车经过，但皇帝还未准备好出发，于是他派韩嫣坐着一辆随从马车先行一步，后面还簇拥了五十到一百个骑手，从上林苑里飞驰而过，欣赏狩猎。江都王远远地见到有车马过来，以为是皇帝，命令自己的随从避让，自己则跪在路边，迎接皇帝。然而，韩嫣就从他面前经过，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他，在韩嫣经过后，江都王才发觉自己搞错了，十分生气，噙着泪花去面见太后。“我乞求将授予我的诸侯国还给朝廷，就在皇宫里做一名侍卫。”他继续说，“也许那时我就可获得和韩嫣一样的地位！”从这时起，太后对韩嫣有所怨恨。
因为韩嫣要服侍皇帝，他被允许出入于后宫，不用理会惯常的禁令。一段时间后，有人向太后报告，韩嫣和后宫里的一位女子有不正当的关系。太后暴怒，立刻派出一名信使，命令韩嫣自裁。尽管皇帝试图为韩嫣道歉，他也无法改变太后下达的命令，最终，韩嫣被迫自尽。
[27] 吴下阿蒙《断袖篇》。
[28] 《断袖篇》。
英文回译：将军霍光看见了姿色动人的奴仆头目冯子都。霍光喜欢他，宠幸他，经常和他一起谋划事情。冯子都相当自得——他的权力大得可以“倾都邑”。后人说：“古时候，霍光有个名叫冯子都的奴仆头目，他受到宠幸，得到信任，拥有将军的权力。这件事在胡人开的酒店里引起了大家的笑声……”等到霍光过世后，他的寡妇（名叫显光）和冯子都一起在住所里奔跑嬉闹。（译者注：“酒家胡”实指酒家当垆侍酒的胡姬，而霍光之妻名显，而作者显然是将“光”误会为“霍光”的姓氏，从而误以为霍光的妻子名叫“显光”。正文中的“显光”当为“霍光”，“显夫人”当为“霍夫人”。）
[29] 阿尔弗雷德·金赛，《人类男性的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费城，1948年。保罗·吉伯哈德，《美国和西欧的男同性恋案例》，《国立男性健康中心之男同性恋特别小组：最终报告和背景资料》，华盛顿，1972年，22-30页。
[30]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62页。
[31] 如“宠”和“襞”都源自于女性妾室的说法。
[32] 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Han Social Structure），22页。
[33] 这项风俗在汉代之前就已出现，请见何休等编，《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四部备要》。
[34] 见德效骞译，《前汉书》，第三卷，38-39页。
[35] 吴下阿蒙，《断袖篇》。
英文回译：汉哀帝在白天和董贤一起睡觉，董贤压住了汉哀帝的袖子。当皇帝想要起身，董贤依然熟睡。因为不想打搅董贤睡觉，汉哀帝割断自己的袖子，起身离开。他的爱意和体贴到达了这种地步。
[36] 吴下阿蒙，《断袖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