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智：以澄净的心灵与远古对话

仙仙

12月5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原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大学荣誉讲席教授吴新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12月4日19时4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吴新智长期从事古人类学研究，他领导的野外科考队曾发现郧西和淅川的直立人化石和丁村的智人化石。1984年与外国同行提出多地区进化说，是关于现代人起源争论的两大学说之一。1998年提出东亚地区古人类演化模式的新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引领中国古人类学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2016年2月，《中国科学报》以《吴新智：以澄净的心灵与远古对话》为题，回顾了他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人学研究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





敏而好学承家风


1928年6月2日，吴新智先生出生在安徽合肥内西大街（现安庆路）河平桥与江家巷之间，相距数百米范围内曾出现多位历史名人：近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国民党爱国将领中国远征军司令卫立煌、抗日英雄王亚樵、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


1932年，粗通文字的妈妈开始用字干（大约一寸见方的纸片，背面有与正面文字对应的图画）教吴新智识字。


1933年，吴新智跟着亲戚共同聘请的家庭教师李斯民学习国文。


1934年秋，吴新智进入安徽合肥私立河平桥小学二年级。四伯吴鼎和经营合肥唯一的西药房——协和药房，其家中有《儿童文库》《东方杂志》等书籍，吴新智经常去阅读，“地中海”一词就是从《东方杂志》上看到的，当时困惑“海”怎么会在地中。


四伯的儿子吴新奇等弟兄在敞厅或堂屋里玩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吴新智往往找个阴凉地方学习课外读物，阅览司马光砸缸、木兰从军、王祥卧冰等典故。七叔吴鼎灏经营合肥唯一卖教科书的书店——大智书局，吴新智经常跟随父亲吴鼎祥（字瑞庭）去店堂看书。


1937年，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新智举家搬至合肥城南90里的三河镇汪家湾村。


1938年春末至夏初，吴新智兄妹3人随父母亲经六安、信阳、武昌，至四川乐山。逃难到四川乐山后，他是当时的县立群众教育馆图书室的常客，还不时在书店中蹭书看。“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吴崇让堂”“敬惜字纸”等家庭传统，培养出吴新智对文化发自内心的亲近感，从而养成爱好读书的习惯。


自入学以来，吴新智的成绩除高中一年级上学期排名第二外，一直是班级第一名。他进入国立武汉大学附属中学后，读书氛围非常浓厚，给人一种别致清新的感觉，但要求也更加严格，学习愈加勤奋。


1953年，吴新智利用大连医学院晚上为教师开设中国共产党党史、联共（布）党史（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政治经济学、哲学等课程的机会，受到了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训练。


1952年，他寒假参加医学院组织的一个月封闭学习俄文的“突击班”，掌握了借助字典阅读俄文专业文献的能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吴新智跟同事和自己的研究生学习计算机，很快就能熟练使用计算机写文章和做PPT。即便吴新智人至晚年，功成名就后仍不辍勤奋学习和研究。


死里逃生家国恨


1939年8月19日中午，吴新智和妹妹吴新清、弟弟吴新国在家帮助妈妈打扫卫生。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但大家都习以为常，认为乐山不过是个不重要的小县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会轰炸乐山，重庆等大城市才是日本侵略军轰炸的重点。


平日中午父亲都无暇回家，但那天父亲幸好回家，一入家门就大喊“赶紧躲到外面去”。


听到父亲的喊声，一家人迅速从房子里跑出来，刚跑出屋子躲在一堵大墙下，就看到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在强烈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瞬间尘土飞扬，伸手不见五指（房屋为砖木结构，年深日久积蓄的大量尘土被巨震突然扬起）。


大家惊呆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忽听妹妹喊了声：“妈！”大家才回过神来，天昏地暗中父亲挨次呼喊亲人的名字，等很长时间才能看清人影。幸运的是五口人都没有受到损伤，但居住的木房已经全部坍塌，生活用品都被压在房梁下。


巷口也被大火封住，大家纷纷涌向巷子尽头的小学操场。父母将从废墟中捡出的小皮箱交给三个孩子看管，又返回废墟抢救衣物。巷子尽头的土墙被人推倒后人们蜂拥而出，吴新智和弟弟、妹妹抬着小皮箱被裹挟着逃了出去，到了一个小山坡等待，傍晚时分才与父母相聚。


日后知晓，日本侵略军飞机除了投下炸弹外，还投下很多燃烧弹，因此炸弹爆炸后还是硝烟弥漫，大半城区都被烧光了，街上到处是烧焦变黑的残缺尸体。家仇国恨更坚定了吴新智努力拼搏学习科学知识报国的决心。


不改初衷向杏林


吴新智上中学的费用依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奖学金，如果接着能上大学就可以享受国家的“贷金”资助。


当时大学的录取率非常低，他考虑如果高中毕业后不能马上考进大学，便不得不靠父母吃饭。为避免增加家里生活负担，他决定提前考大学。


同学柳绍铭在其带动下也在读高二的同时自学高三年级的课程。高中二年级结束，二人就近报考因抗战西迁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


吴新智原来理想是报考医学院学习医学，成为自由职业者，方便为体弱多病的母亲看病，但西迁的国立武汉大学没有医学院。


而距离乐山较近的医学院校，只有成都的华西大学医学院和重庆的中央大学医学院（他当时不知道上海医学院也已迁到重庆）。但实际上，就算是较近的医学院校了，它们距离乐山还是很远，来往参加考试需要一笔不菲的费用支出，吴新智不希望家里为此没有把握的事多承担费用。


所以，受父亲“远离黑暗的政治，作自由职业者，保证自己生存，帮助穷苦人家”的教导，最终报考了国立武汉大学的法律系。


二人担心被校长阻挠，不敢用各自原来的名字报考，吴新智用夭折的弟弟——吴新基的名字报考，柳绍铭以柳焯的名字报考了物理系。考试成绩出来后吴新智考了第一名，大家奔走相告，赞不绝口。


吴新智为了实现作医生的理想和保持享受借贷金的资格，一边读国立武汉大学法律系，主要是在家自修；一边仍旧在附属中学读高中三年级，以便1946年能有高中毕业文凭报考医学院。




1946年暑假，吴新智读完高中三年级顺利获得毕业证书，也获得大学一年级的学分和“复原护照”（帮助学生在从四川回到武汉路途中通行无阻的证件）。


正好此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收缩在大后方的网点，父亲吴瑞庭被调往上海，全家便离开乐山，途经重庆、贵州、湖南，再从武汉乘船去上海，此时正值各大学招考的时期，在路上也可以报考：贵阳医学院、湘雅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但是由于交通不便，银行租用的卡车烧木炭，电路、油路经常出问题，需要检查维修部件，吴新智错过了所有报考的机会。


深秋到达上海时，大部分学校考试已经结束，仅余沈阳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山东大学医学院尚可报考，吴新智立即参加招生考试，因成绩较好同时被三所学校录取，最终决定入读名气最大并且离家较近的同济大学医学院。


当时，同济大学要求没有学过德文的新生都到新生院学习德文。新生院在上海江湾，学生宿舍是抗战前上海市图书馆的书库，每天走到“飞机楼”（抗战前捐献飞机运动中兴建的飞机形的小楼，现在是第二军医大学校史馆）上课学习。


1947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政治、教育危机日益严重，上海发生“5·20”大罢课。


这时吴新智刚刚学习德文不足4个月，他和一些同学担心在暑假后适应不了用德语教学的本科学习，便在1947年暑期报考用英语教学的国立上海医学院。


2000名报考者中，国立上海医学院录取30人，同济大学新生院学生仅两人被录取：吴新智和贾士铨。


上海医学院完全用英语授课，参考书也都是英文的，要求十分严格，每个星期都有小测验，大家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根本没时间玩耍。


因吴新智原来在乐山读书，英语水平比上海和江浙学生略差，刻苦努力学习才能顺利跟上老师授课。


国立上海医学院经常举行临床病理讨论会，主管医生首先介绍处理患者的过程；其次由参加讨论会的人员各抒己见对病例的诊断和治疗过程进行讨论甚至争论；最后由病理学老师将解剖结果详细介绍给大家。


通过多次预判断、分析、研讨过程，吴新智不仅增长了医学知识，还提高了逻辑思维能力，对其以后的古人类学研究特别是不完整的古人类化石信息的提取和判断大有裨益。吴新智回忆自身学习过程，认为中学时打桥牌和后来的临床病例讨论过程都训练了其逻辑思维能力。


机缘巧合领路人


1949年，我国医学院校不多，人民生活贫困，医疗卫生条件十分差，需要迅速改变状况，首当其冲的是增大医学师资力量。


中央卫生部在1951年第一次举办高级师资进修班培养基础医学教师后，1952年又举办了第二届高级师资进修班。


吴新智放弃长久梦想的医生职业，在解放初期高昂的政治热情感染下以及常年养成的顺势而为的性格影响下，快速调整心态，选报了当时社会主义发展最快的东北作为自己的进修地，大连医学院成为首选。


在生理、病理、药理及解剖等进修专业中，吴新智考虑到解剖学可以多教授些课程，并且考虑到大学教师晋升职称需要发表论文，自己可以进行体质调查，解剖学专业有素材方便完成论文。


加之在乐山被野狗咬伤过，害怕做动物实验，他便选择进修解剖学专业。


到大连医学院报到后，吴新智遇见1951年高级师资进修班的师兄林景明，他正等待分配。


吴新智将自己选报解剖学的事情告诉林景明，经过林景明介绍，吴新智才知道解剖学教研组主任是人类学家吴汝康教授。此前吴新智没有听过人类学专业，也不清楚研究什么内容。


吴新智在大连医学院进修时表现非常好，吴汝康教授希望吴新智任其助手，研究人类学。


1953年，吴汝康教授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兼职。


1955年的年末，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吴新智在工作之余也有时间开展科研工作了，吴汝康教授鼓励其报考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1956年11月，吴新智在沈阳参加考试。1957年3月，他收到中国科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并在5月份入学中国科学院。


吴新智并没有辜负导师的期望，成了吴汝康最得意的门生和他事业中最好的助手。


吴新智非常尊重吴汝康，吴汝康病休后直至过世，吴新智都定期到吴汝康家看看。


吴汝康去世后，吴新智一如既往地关心吴汝康的夫人，吴汝康夫人非常信任吴新智，有事情就找吴新智商量。


心无旁骛结硕果


1965年，吴新智与一些研究地质学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同事在陕西蓝田发掘，回京不久后那些同事被派往河南参加“四清”运动，吴新智没有让工作搁浅，进一步学习第四纪地质学和哺乳动物学，并撰写出发掘报告，更全面地掌握与古人类学有重要关联的知识。


1976年，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举办的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写作100周年纪念讨论会上，吴新智与张银运发表了《中国古人类研究报告》，提出我国古人类在一些形态特征上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他们之间的体质发展有着肯定的连续性。


通过长期积累发现，中国古人类化石有一系列共同的形态特征：颜面低矮扁平、颧骨额蝶突前外侧面比较朝向前方，额骨与其下方的鼻骨、上颌骨之间的骨缝成大致水平一弧线，鼻梁扁塌，眼眶呈长方形，上颌骨颧突下方弯曲，脑颅有矢状脊。上门齿呈铲形，在直立人与智人阶段这些共同特征的存在说明古人类进化是连续的，也不排除与邻接地区进行遗传物质交流的可能性，但这种交流只占次要地位，1978年正式发表论文。


1979年美国学者Milford H.Wolpoff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访问，吴新智向他介绍了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证据。




1981年，澳大利亚学者A.Thorne和美国学者M.H.Wolpoff发表了关于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古人类地区连续性进化的论文。他们建议与吴新智共同研究现代人起源问题。


1983年，吴新智受美国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去美国与他们进行合作研究。在这期间国内重新启动职称评审工作，吴汝康写信给吴新智，希望其回国参加职称评审争取提升正研究员。吴新智放弃职称评审机会，坚持留在美国继续研究，联合完成了论文提出“多地区进化”学说文稿，1984年正式发表现代智人多地区起源学说。


1988年，吴新智比较了中国与欧洲的古人类化石，发现马坝人头骨上的眼眶呈圆形，与中国多数古人类的长方形眼眶不同，却与欧洲尼安德特人相同。湖北郧县2号头骨的鼻梁高耸，也与中国其他地点的头骨不同。柳江、资阳和丽江的头骨后都有一块发髻状的构造，这在中国古人类化石中很特别，而在尼安德特人却司空见惯。吴新智认为，对于这些不同于大多数中国化石的形态特征，基因来源最合理的解释是来自西方。


1989年，在纪念北京猿人第一块头盖骨发现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吴新智根据中国古人类化石的年代顺序、共同形态特征、形态的异样性、镶嵌性与其他地区的基因交流和文化证据等，论证了中国古人类以连续进化为主，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有基因交流。1998年，他提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学说。


诚如吴新智所感：“我父母慈爱，文化程度不高，安于温饱的家境，铸就我性格温和、遇事不高求的心态。但我薄有天赋，不甘心随遇而安，虚度此生，牢记勤能补拙的格言，兢兢业业投入工作，走上一条碌碌终生、随遇而进、自得其乐的道路。而妻贤女孝、家庭和睦是我能平稳生活的有力后盾。”（作者系辽宁医学院教授，本文节选自中国科学报微信公众号《缅怀吴新智院士：引领中国古人类学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