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潘丽珍：蘑菇云里的消遣时光

仙仙

潘丽珍老师一人承担了《追忆似水年华》第三卷的翻译，也是七卷本《追忆》中最好的部分之一，很少有错译，文字流利优美，节奏感极好。她的译作不多，但本本过硬，《屋顶轻骑兵》今年上海译文社会出新版。
我一直觉得潘丽珍是个神人，中文法文水平双高，但几乎没什么人知道她。见潘丽珍真人，很有趣，身上没有学问气，未语先笑，穿牛仔裤，活力旺盛。这篇访谈有些地方显得老气横秋，因为她毕竟是从小到大呆在军校里的。
访谈之后的几点印象：
1、从不拖译稿，签约后必按时完成，也不看翻译合同。
2、对许渊冲的敬爱尽现于言表。
3、可以不要任何名利，甚至害怕名利：“我没想到你会来找我，哈，我都已经告别法语了。”
4、一个极简单的人，爱人的人。
潘丽珍：“蘑菇云”里的消遣时光
采写/云也退
打开最新版的《悲惨世界》，潘丽珍在头几页里不停地翻着。“我有个遗憾，”她说，“我看看在哪里……在这儿”，她指着“只要本世纪的三大问题——男人因贫困而沉沦，女人因饥饿而堕落，儿童因黑暗而愚蒙……”一行中的“黑暗”二字。“黑暗，原文是la nuit，意思是‘黑夜’、‘黑暗’，我原来选择了‘黑暗’，感到意思太虚，不能精确表达雨果的思想，我现在想改成‘失学’，因为这个词也有‘失学’的意思，我理解雨果接着想说孩子缺少教育，所以才‘愚蒙’，但‘失学’又过于直接了，我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
让潘丽珍旬月踯躅的这个词，出现在雨果给《悲惨世界》作的序言里，这是一句动人的人道主义告白，雨果说，只要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只要地球上还存在着愚昧和贫困，一本《悲惨世界》这样的书“就不会是无益的”。
潘丽珍明白这话的分量。她总想译得更精确，更达意，但书已出版，不能改动了，于是，这件事就在她心里存了一个结。
“我好遗憾啊，下次再版，要是能改过来就好了。”潘丽珍说。
潘丽珍现在已经不搞翻译了，但旧译中的个别心结，每到重版加印之时还是会反复跳出脑海。她拿这种折磨当消遣。三十多年前，提起译笔（那时是真正用笔翻译的）是她渴望的消遣方式，众多被“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饥饿感催生的多产翻译家，与她都是同样的心态，类似的激情，对他们来说，一头扎进字词之中，边欣赏边推敲，其智力和审美上的乐趣，不搞文字工作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潘丽珍翻译的头两本书，《戴高乐在爱丽舍宫》1981年出版，《宫廷秘闻》1987年出版，两本书都是多人合作：并不是她水平不够，而是她把一起译书看作与同学、同事、朋友分享友情的一种方式。而且，从这两本书的主题上也可看出她当年是如何“技痒难耐”，甚至饥不择食；他们的搭档译书，就好比今天的年轻人新买进一个便携DV，就张罗一帮人拍个短片上传到视频网站上。
而更大更漫长的消遣时光还在等待潘丽珍。
“《追忆似水年华》里的意识流像蘑菇云，你看，在《追忆》中俯拾皆是的长句，就像原子弹爆炸形成的蘑菇云，主句套副句，副句又套副句，然后再套一个副句，四面开花就长成一大圈。”
“蘑菇云”的比喻会让人联想到潘老师的军队背景。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她从学生干到退休，大半人生在此度过。军队学校是个闭塞的地方——后来潘丽珍跟法语翻译圈的其他人联络殊少与此有关——图书馆里能接触的法语书也不算太多，而且，在她留校任教也就是1964年之前，普通学生都无法借阅这里的外语书。
可是军队背景也有好的地方。潘丽珍一直说，部队的人都像她一样，踏实，“谁都说我踏实，跟我合作过的编辑，我的老师，熟悉我的朋友，都说我踏实。”没有踏实，普鲁斯特层峦叠嶂的“蘑菇云”岂能一朝穿越？要不是对这种踏实人格的了解，单凭之前出版的几本普通译作，《追忆》的责任编辑韩沪麟也不会那么信任潘丽珍，请她来担纲整整一卷书。精确、耐心、守拙、守时，潘丽珍的诸多好习性都被归功于军队培养的结果。潘丽珍不记得第三卷的翻译前后花了多久，也记不清誊抄了几遍稿子，甚至连手稿都不作保存了；她唯一记得的是自己准时交了稿——《追忆》是如此，之前之后的其他译作也是如此。
习惯性违约，在翻译出版圈里早属常规，爬格子的人普遍随心所欲，无法为合同羁束。可潘丽珍竟然“守时成癖”！她解释说：“我们这种老派人都这样，我们这代都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长大的嘛。”
潘丽珍从未把翻译《追忆》当成什么了不得的荣耀。不过，就自己能接到这样一项任务而言，她始终对两个人铭感五中。
第一个人是许渊冲。文革结束以后，这位享誉国内外的大翻译家，曾是解放军外语学院的老师，先是教英语，文革后为了培养年轻教员，改任法语教员，潘丽珍对这位老前辈敬佩有加。她说，自己的法语和翻译水平是在许老师的教导、提携和鼓励下进步显著的。“别人都说他狂，很多人不喜欢他，可我最知道，许老师不是狂，他那是有童真，直率。他是这么一种人，自己评价自己有70分，如果你说他有80分，他肯定不同意，但如果你说他只有60分，他一定会跟你争起来。”
当译林社编辑韩沪麟为《追忆似水年华》第三卷的译事找到许渊冲时，许先生荐爱徒以自代。潘丽珍觉得这是莫大的光荣，书固然是久慕盛名的超级文学经典，而且，分给她的还是最厚的一卷。潘丽珍应下了这件事。事后她才知道，在整个七卷书里，别的六卷都是合译，唯有自己这一卷是一人从头译到尾的。
她据以翻译的法文原书是海外朋友帮她弄来的：那个年代毕竟资源匮乏，出版社有雄心，也投了钱，找了资助，组织人手，复印资料，已经做得很到位了。潘丽珍使用的原著是个简装本，没有注释，字还小，翻译时，她用方格稿纸本写第一稿，完稿后找丈夫誊抄，抄完后她再拿来修改。如今五十岁以上的翻译家们大多有过夫妻搭档的经验；潘丽珍说，丈夫的字比她的漂亮。
第二个人，当然就是韩沪麟。潘丽珍赞道：“我觉得他真了不起，他敢于组译这个名著，而参与翻译的十五个译者都得是淡泊踏实的人，不图名利，不计较稿费和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同为在文革中被迫荒废了光阴的人，韩沪麟在当时刚刚“草创”不久的出版社里提出了翻译《追忆》的设想，社里班底薄弱，这一提议就意味着他甘愿一个人来承担这件难以想象的任务——只有放在八十年代“文化热”的背景下来认识，我们才能接近这种使命感。对潘丽珍，韩沪麟的评价很简短，也很肯定：“好学生，好老师，好译者。”
潘丽珍从不敢高估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译《追忆》时也很少主动去与其他译者联系，了解他们都翻译到了哪里。现在一个译者可以一边干一边向同行或媒体发布自己的进度，勾搭爱书人的胃口，而在当时，除了已调入北大的许渊冲经常接到潘丽珍的求教信外，圈内人和读者根本不知道这个偏居洛阳的潘老师教书之外还在做那种级别的翻译。1990年《追忆》七卷一套全部出齐，在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上，韩沪麟说了几句肯定她的话，让她放下心来。
“我这个人最怕别人说我好。许老师过去鼓励我，说我法文汉语都不错，后来韩沪麟又说，译本挺好的，我是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我的汉语哪里好了，别人越说越让我感觉不安，我猜吧，大概读者喜欢我的文字里的女性味道，我比较感性。”
《追忆》之后，译林社又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筹集人手翻译法国大哲学家、文学家米歇尔•蒙田的《随笔全集》时。这部书过去只有小小的一两个选译本，篇幅虽无法与《追忆》相提并论，难度却不相上下。韩沪麟打通了潘丽珍的电话，约她主译第一卷。她接下了，在蒙田精深的中古法语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蹚了两年，完成了老韩交托的任务。其间，她的右脚踝在度假途中骨折了一次，回洛阳后腿肿得老大，没办法，掇一条板凳放在屋子中间，人坐在地上，把腿伸直，周围放了一圈辞书和参考资料，就在板凳上翻书写字。
潘的踏实和韩的信任，两者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潘丽珍倒是没接到过什么崇拜者的来信，她说，翻译就是一桩为了充实人生的单纯而选择从事的事——甚至谈不上“事业”，编辑和出版社肯定你，还不够吗？至于口碑，她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几部译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追忆》第三卷——都还不错。
韩沪麟曾提到，他与供职于中央编译局的著名才子翻译家施康强是好友。八九十年代，施经常来南京，到韩在南京的寓所小住一阵。有一度，施先生把《巴黎圣母院》带到了韩家来翻译，遇到有疑难的句子，施与韩讨论了半天，韩总是说：“好了，我们看看潘丽珍是怎么翻译的。”施康强译完后，跟韩坦言：“潘丽珍的《巴黎圣母院》的译本，可说‘中西俱佳’了。”
从八十年代到21世纪，潘丽珍翻译的书缓慢增加，不过她从没觉得自己是个专家了。她自己的性格，与她最欣赏的人的性格空前一致：率真、乐观、遇事待人均以肯定和感激为先。无法想象，一个汲汲于名气、利益或者圈内地位的人，会像个孩子一样同别人分享阅读和翻译的快乐。说到五百年前的法国大贤、奠定了随笔写作传统的蒙田，潘丽珍就像在说一个经年的老朋友：“哎呀，我跟你讲，蒙田写得真是好。”
“蒙田是个哲学家，他说的哲理啊……比如死亡，我以前从不去想这个问题，可是我翻译的那部分里好多在谈死亡。蒙田说，人生下来就得面对死亡，你不要去害怕它，世间万物，都是这么一个衰落的过程，从出生到死亡。他又说，人吧，什么时候都可能死，比如楼上掉下来一个花盆，你就被砸死啦……我觉得他说的对呀，实际上就是这样嘛。好几百年前他就在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有趣。”
区区一些很“家常”的收获，就能让潘丽珍喜不自胜。
形容大陆搞翻译的人，就两个字：“清苦”。翻译《追忆》的时候，稿费不过千字二十余元，三十万字译成也不过拿七八千而已。计较“性价比”的人断然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交易，他们怕是无法理解，潘丽珍从译书中得来的喜悦怎么就能让她完全不计名利。在《追忆》的众多译者中，潘丽珍和陆秉慧私交最好，她俩在一次共同进修中相识，与潘相比，陆秉慧更加低调，更加内敛，名利甚至会让她惊惶失措，犹如被乌云吓到的鲜花。陆秉慧在南京大学的教学任务繁重，只有放假期间能做做翻译，不过，潘丽珍有时会请她帮助校些译稿，偶尔的情况下译稿需要大修，陆秉慧做完活儿后，既不署名，也不要报酬。
对潘丽珍来说，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精神，就是人的某种习惯而已。她自己也是一样：“翻译合同寄给我，我看都不看就签了。我们在军队的，本来各种待遇就不错，翻译是爱好，何必计较钱呢？”
每个合作过的责任编辑都成了潘丽珍的“回头客”。新世纪初，她翻译完两本儿童探险小说后，出版社就想请她主持一套书的翻译，被潘丽珍婉拒。她新退休不久，丈夫又得了场大病，她渴望把自己调到主妇频道上，担任一个纯持家的角色：“退休以后吧，我没有一丁点的失落感，我教书的时候很认真，现在呢，我过着很简单的老年人的生活——人生有各个阶段，非常自然。”她又补充了一句：“这也是蒙田教给我的。”
“我职业生涯的前半段教书、读书，到了中段教书、翻译，现在退了，我就感觉吧，过去算是都跟知识分子打交道，都是搞文字的人，现在接触的人吧，有的一看样子就是农民。还有退休工人，回城的知识青年……应该属于底层的人，文化层次比较高的挺少的。但是我就像过去喜欢学生一样喜欢跟他们在一起，我跟他们每个人都处得好，聊得开。”
潘丽珍在部队给的干休所房子里安家。就如同当年发现了翻译普鲁斯特和蒙田的乐趣一样，潘丽珍又发现了跳舞的乐趣，她管它叫“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在附近一个公园的广场上，年近七旬的她穿着牛仔裤，加入到公园跳交谊舞的人群之中，感到其乐无穷。
“人没有必要愁，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生活。我跳舞，我锻炼，我买菜做饭，我也打麻将，有输赢，不玩钱，一起来玩的年纪都比我大，到我家来大家都那么快乐。一个人接受了生活安排给他的每一个阶段，就能无忧无虑。”
《追忆似水年华》是潘丽珍文字生涯里翻过去的一页。她仍然经常联系的《追忆》老译者，眼下除了好友陆秉慧，就是徐和瑾了。同样是退休在家，但徐和瑾先生继续坐冷板凳，决心独译《追忆》七卷本的任务完成，最近，他又在考虑再重译一遍蒙田。潘丽珍十分佩服。她笑言，跟人家相比，自己多少有点贪图安逸了：无忧无虑的日子的降临，让她迷途忘返。
《生活》：照您的说法，似乎翻译《追忆》和《蒙田》都是超出您当时能力的工作，是这样吗？
潘：翻译《追忆》时，我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多复杂的法文句子，而且手头的Folio简装版本没有注释。韩沪麟给了我一套注释，可跟我手里的版本对不上，基本都没用。翻译《蒙田》时，我托人找来的是一个伽利玛版的精装本，都是中古法语，我一看就傻了眼：这可怎么译？
当然最后我还是埋头啃下来了，我逐步摸出了中古法语的规律。一本没有注释的《追忆》，一本古文《蒙田》，这两件任务实在是够艰巨的。
其实，我后来参与翻译的《法国文化史》第四卷也是一本很难的书。我一边翻译一边想，写这本书的两位法国学者一定是《追忆》的崇拜者吧，因为这就是普鲁斯特的文风啊！这本书完成后没多久，我爱人也身体也不大好，我想我不能再翻译了，应该好好料理家务。
《生活》：您曾经因为翻译《追忆》去过法国吗？对法国人的印象怎样？
潘：我只去过一次法国，是在1988年—1989年去那里进修的，就读于巴黎三大，当时我已完成了《追忆》第三卷的翻译，刚好有机会听巴黎三大的一位教授讲授普鲁斯特，非常受益。我是军事院校的人，必须服从涉外纪律，与当地人没有太多来往。不过，有一天我跟房东说起我翻译《追忆》，她很吃惊，说：“你一个中国人怎么能比我更早读普鲁斯特，而且还翻译了？”
法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很强。大概受的震动太大，她很快就去买了一套《追忆》读了起来。说起来有意思，我翻译《追忆》不但能让中国人认识这本书，竟然还影响了法国人。
《生活》：您还曾读过别的什么特别喜欢的法国作品吗？
潘：我很早就看了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还挺喜欢的，因为是女作家嘛。跟普鲁斯特相反，她的句子很短，但是每个词都是斟酌后写出来的，很有分量。我看这个小说刚刚出来，就写了个概要推荐给某家出版社，说我喜欢，想翻译，出版社回答不需要——他们好像还没有进入新小说的时代。过了没两年，另一个出版社就出了个译本。我一看，有人翻译了，那我就不翻了吧。说起来，我本来有可能成为第一个翻译《情人》的人的。到现在这个书不得了了，连电影都那么出名。
《生活》：许渊冲先生在洛阳的时候是您的老师吗？还是您的上级？
潘：他以前一直教英语。但是文革后我们还年轻，他六十多岁了，我们都叫他老师，他待我们特别好，给我的帮助很大。可以说，我去做一个业余译者，都是许老师一步步推着我走的。他当时给本科生上翻译课，我们几个老师也参加，他一直很肯定我的译文。
我记得《巴黎圣母院》那本书，是我在《追忆》前翻译的，最初浙江文艺出版社找许老师译，许老师推荐我，还把我之前参译的那两本小书拿给出版社看。我翻译完了这本，许老师就又举荐我去译《追忆》。我没什么水平，无非多下点功夫吧。
许老师为人天真直率，他一直觉得中国文化这么优秀，老子的书、庄子的书、中国诗词写得这么好，我们国家有那么多伟大的东西，应该把它们都推介给世界。文革前他太爱说话，文革后他工作，他的脾气还是老样子，外面总有人说他狂妄，人品不好，可是我们都喜欢他。
许老师的活力和热情让我十分佩服，他翻译了这么多中国古诗词。他爱吃酥饼，吃甜食，到现在还每天翻译一首诗。他九十岁时，我跟一些学生一起给他过了生日。前些年他得了一场大病，病愈还坚持下水游泳，太了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