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奈儿的客厅

仙仙

1924年一个春天的下午，巴黎康朋街31号的客厅。就在三年前，这间客厅还相当朴素，朴素得像一间诊所。坊间盛传，女主人加布里埃尔·香奈儿、密友叫她“可可”的，实则住在加布里耶街另一个漂亮寓所，与那个潇洒多金的英国商人“卡柏男孩”在一起。那里，有米色的地毯，白色的家具，中国瓷器的蓝与白，带有大幅图案的米色墙纸，英国的银器，白色的花朵，还有中国乌木漆面屏风，甚至，还有很多皮面精装的书，美得不成话。但是轻易不请人去，略有金屋藏娇之意。1919年的冬天，卡柏男孩车祸身亡，留给香奈儿四万英镑。用这笔钱，她扩充了康朋街的房产，买下西郊的一处别墅，取了个动人的名字叫“绿色气息”，再就是，把加布里耶街的风格移植过来，将这间客厅收拾一新。
其它倒还罢了，最触目的是那些中国乌木漆面屏风。富丽堂皇，有填漆螺钿的，有檀木描金的，有百宝镶嵌的。按照中国的士人传统，恐怕烂俗得不太上品，搁在豪富之家尤其是青楼歌馆里比较妥当。可是远渡重洋以后，摆在这混搭风的客厅里，香艳依然香艳，却多了重异域风情，白鸟，山茶，金碧的山，飞翔的仙人，与室内的其它摆设一样，与女主人的举手投足一样，有格调。
跟此处相比，巴黎的其它著名客厅，多少有些黯然失色。巴黎向有沙龙文化传统，富贵有闲的女人，用艺术品装饰了客厅，定期请友人小坐闲叙，顺便为无权无势的文人艺术家打开一道向上爬的阶梯，这种“带你玩-不带你玩”的社会区隔小游戏，上流社会喜欢，资产阶级艳羡。蓬巴度夫人时代自不必说了，就是启蒙时代，伏尔泰、卢梭等人谁不靠贵妇的提携？一直到19世纪，法国文学里依然活跃着一群年轻人，男青年如于连，渴望走这条裙边捷径，女青年如爱玛，向往在贵族家的舞会中飞上枝头。然而，世易时移，正如普鲁斯特借《追忆逝水年华》发出感喟：贵族与资产者像是跳着某种奇怪的对舞，进行身份互换和对位，宴会依然衣香鬓影、奢华铺张，但是蓝血的老贵族们已经悄然谢幕，资产者的“新钱”大军反客为主。老牌的沙龙，譬如阿多姆·德·榭维涅伯爵夫人在安茹街的寓所，在“美好年代”里吸引了全巴黎的绅士仕女的，目前已经式微。艾提安·波蒙伯爵夫人的豪华晚宴和化装舞会曾是巴黎最具标志性的社交大事，不对商人阶层开放，此时也纡尊降贵地向康朋街31号发来了请柬。更为戏剧化的是，来自底层的香奈儿很喜欢雇佣贵族为自己服务，俄国女大公波夫洛芙娜为她织花边，英国名媛薇拉·巴特为她公关，而波蒙伯爵本身，为她设计珠宝！
能与香奈儿的客厅相匹敌的，大概只有两家。粗壮得像个男人的美国女人格特鲁德·斯泰因，在花园街27号稳稳当当做着“教母”，她提携过毕加索、马蒂斯、塞尚、布拉克，她正教诲舍伍德·安德森、菲茨杰拉德、庞德和海明威。另一位出生于美国的、美丽动人的娜塔丽·巴涅小姐，则占据着雅各布街20号，她的座上客名单简直是一份欧洲文坛名人录，普鲁斯特啊、乔伊斯啊、里尔克啊，可圈可点。只不过，格特鲁德的客厅失之于硬朗——先锋派画作遮着脱落的墙皮，娜塔丽的客厅又太过俗艳——杜鲁门·卡波特在40年代评价说“半是教堂，半是妓院”。如此看来，美国人的格调多少有些靠不住，还是香奈儿的这间客厅，把洛可可风、东方情调、前卫时尚兼容并蓄，像个具体而微的法国文化堡垒。
在这间客厅里，堪称女主人毕生密友的，当属米希亚·赛特。严格说来，泰半来到香奈儿这间香巢的——的确很香，1921年香奈儿5号香水上市后，这里就终日飘荡着香风——都是先在米希亚的客厅里听过她那只蓝色大鹦鹉的尖叫、品尝过波兰管家捧上的甜点。米希亚是波兰钢琴家，比香奈儿年长十一岁，昔日是个大美人，雷诺阿、劳德累克和博纳尔都曾经为她作过肖像画。在雷诺阿的笔下，她酥胸半露、眉目弯弯、一抹朱红的唇色，妩媚极了。据说她激发了普鲁斯特和马拉美的创作灵感，而拉威尔和德彪西因她写下不朽的乐章，考克多和毕加索是她的好友，超现实主义团体受她的资助，大名鼎鼎的俄罗斯芭蕾舞团，更是在她的卵翼之下。如果说巴黎社交圈那复杂纵横的关系可以用图示加以呈现，那么在核心的某处，一定怡然高卧着“巴黎的女王”米希亚。1917年，米希亚在一次二流宴会上认识了香奈儿，惊为天人。1920年，为了抚平香奈儿失去卡柏的忧伤，米希亚邀请香奈儿参加她自己的蜜月旅行，三人行，完全不避嫌疑。在1921年香奈儿寓所的圣诞晚宴上，还是米希亚，请来了三十几位文化名流，包括政客菲利普·贝特洛一家，画家毕加索、布拉克、莫罗，舞蹈家塞尔吉·里法，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文人保罗·莫朗和诗人皮埃尔·勒韦迪，特别是风头正健的尚·考克多，带来了名噪一时的音乐“六人组”。米希亚宣布：“你们全部是可可的客人”。是的，从此之后，他们全都是康朋街31号的客人。不仅如此，他们中的一部分还是香奈儿西郊别墅和未来南法别墅的客人。
实际上，也有不再出现于香奈儿客厅里的老友，比如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十月革命之后，他随俄罗斯芭蕾舞团流落巴黎，当时已经有太多的流亡白俄，包括沙皇堂弟、德米特里大公那样的俊彦，情形相当落魄。关键时刻，1920年，香奈儿以三十万法郎资助俄罗斯芭蕾舞团重排《春之祭》，她特别把斯特拉文斯基一家接到自己的西郊别墅住下，在那里，斯特拉文斯基写出了巨作《管乐交响曲》。不幸的是，神经质的作曲家似乎爱上了香奈儿，而香奈儿约了德米特里大公驱车去了蒙特卡罗，场面险些失控。失望至极的作曲家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香奈儿，尽管，他还一直通过米希亚收取香奈儿的资助。
还有人，即将永远离开香奈儿的客厅，比如籍籍无名的诗人皮埃尔·勒韦迪。勒韦迪是毕加索的朋友，与莫迪里阿尼等人同为昔日蒙马特“洗衣舫”的住客。1917年，他在米希亚的资助下，与阿波利奈尔合作编辑了文学刊物《南北》，首开先河，刊出了超现实主义者阿拉贡和布勒东的早期作品。据说勒韦迪对米希亚向有情愫，可是米希亚将他“转让”给了香奈儿。他说过一句名言：“上层社会的社交生活犹如一个庞大的抢劫集团，没有尔虞我诈的利益交换就不可能存在。”可想而知，他在这个上层社会的小沙龙里一直不开心，虽然他后来也真的爱上了香奈儿。到1925年，他毅然斩断情丝，遁入修道院，终老于斯。
还有人——朋友们心知肚明——是不会当着大家的面、出现在这间客厅里的。比如英国首富、风流倜傥的威斯敏斯特公爵。前一年，在香奈儿的“公关助理”薇拉的安排下，香奈儿与公爵相识于蒙特卡罗，而就在这个春天，人们看到他们双双出席了《蓝色列车》的彩排。如果有通灵之眼，朋友们当会知道，他们将有十年的情史，藉由公爵，香奈儿成了与丘吉尔一起钓鱼打牌、并接受威尔士亲王拜访的名女人。但是英国人的等级观念还是深入骨髓，如卡柏男孩一样，威斯敏斯特公爵在与香奈儿交往期间再婚，一袭白色的婚纱，总是可望而不可即。
还是回到1924年的春天的下午吧，当此际，绿荫细细，香风阵阵，整个巴黎正在为奥运会而兴奋着，最有可能出现在香奈儿的客厅里的，除了米希亚，还有谁呢？答案是：迪亚吉列夫、毕加索、考克多和里法。
香奈儿以《春之祭》赞助人的姿态，进入了俄罗斯芭蕾舞团团长谢尔盖·巴甫罗维奇·迪亚吉列夫的圈子。迪亚吉列夫胖而笨拙，衣着破烂，同时又才华横溢，坚韧不拔。他领导的团队堪称20世纪的“梦之队”：舞蹈家有尼金斯基、帕伏洛娃、尼金斯卡（尼金斯基的妹妹），作曲家包括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德彪西和萨蒂，剧作家有考克多，参加舞台布景与服装设计的则有毕加索和马蒂斯，现在，香奈儿也是其中的一员了。迪亚吉列夫与米希亚私交甚笃，用香奈儿充满暗示的比喻，“亲密无间”，因此，他亦是香奈儿客厅的熟客，熟到可以在演出结束后来这里吃夜宵。
毕加索与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关系也颇有渊源，在1916年至1920年，他曾随着芭蕾舞团巡回旅行，不仅为《游行》、《三角帽》等剧进行舞台设计，还在1918年迎娶了剧团中的女演员奥尔加·科克洛娃。那时的毕加索，已经离开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庇护，开始了与德国画商坎魏勒的合作。时代风尚是求新求异，布尔乔亚的投资热情使艺术品市场火爆，先锋派的作品卖出了天文数字，艺术家们躬逢其盛，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一个主义接着一个主义，只是，作品虽多，伟大的作品，稀有！毕加索一路披荆斩棘，到20年代中期，成了巴黎最著名的人物，“毕加索所做的一切都是新闻”。他的配有私人司机的豪华轿车，他的白色丝质睡衣，他的比利牛斯牧羊犬，他的由管家戴着白手套上菜的豪华晚宴，与“洗衣舫”时代的三餐不继、潦倒困窘恰成鲜明反差。通过近似于行为艺术的方式，毕加索塑造着自己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形象。在1924年，他与妻子奥尔加的关系已经不大妙了，经常坐在楼下的咖啡馆里与友人侃侃而谈，或许，他会驾临康朋街31号？米希亚声称要保护香奈儿、不受毕加索的诱惑。香奈儿则有些责怪米希亚的“多事”。那么他们二人有什么关系吗？不好妄断。
至于考克多，他是《游行》的编剧，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成了毕加索的朋友。尽管阿波利奈尔等人嘲笑他对毕加索的“攀附”，可是他多才多艺又长袖善舞，前途无量势不可挡。1921年，“屋顶上的牛”酒吧开张，这个古怪的名字一说是来自考克多的一部音乐闹剧，一说是来自音乐家米尧的同名管乐，总之，由于老板喜好音乐，“屋顶上的牛”成了大家疯狂“飙”音乐的地方，古典的、实验的、爵士的，皆牛气冲天，而阿拉贡、布勒东、毕加索、纪德、克洛代尔，皆是晚间常客，就连神经衰弱的普鲁斯特，也一直渴望着身体好起来、以便去酒吧里共襄盛举。每天晚上，衣冠楚楚的考克多亲操鼓槌，以酒吧的形象代言人而自居，从此跻身于文坛领袖的行列。1922年，考克多改编希腊悲剧《安提戈涅》，毕加索负责布景设计，香奈儿负责服装设计，大有三星辉映之势。
塞尔吉·里法是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台柱男星，帅气、健美、一头乌亮的头发、一双漂亮的眼睛，像他饰演的天神阿波罗。都说里法、尼金斯基与迪亚吉列夫有些不清不楚，管他的，香奈儿非常欣赏他，整个芭蕾舞团只有他有特权住在香奈儿的别墅里。在存世的香奈儿照片中，有里法在的，也往往呈现出最亲密的肢体语言。有一张，香奈儿骑在里法的肩膀上，还有一张，他们勾肩搭背看向远方，自然而美，情同姐弟。
如果说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筵，那么香奈儿的客厅就是其中的一张豪华餐桌。来这里赴宴的客人，相互之间有情爱关系、有合作关系、有攀附和施惠、也有互憎和相惜，爱情、友谊、才华和资本是支撑着餐桌的四条腿。重要的是，在香奈儿的客厅之外还有千百社交场所，在香奈儿的餐桌之外还有无数的餐桌，香奈儿的客人也会在别的场所出现、在别的餐桌旁就坐，创新与风尚正是在流动与碰撞中出现和传播。举例而言，1921年阔绰的墨菲夫妇从美国来到巴黎，墨菲先生帮助俄罗斯芭蕾舞团做了部分舞台设计。1923年，他们在蔚蓝海岸租下“美国别墅”，呼朋引伴，座上客包括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曼·雷（摄影家）、科尔·波特（作曲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和太太泽尔达，他们共度了一个疯狂的夏天。而从“美国别墅”流行开来的水手衫、小麦色肌肤、舞蹈、全新的上流社会度假方式，转了个圈子，即将在1924年春天香奈儿的客厅里完成“经典化”进程。香奈儿、毕加索、考克多、里法和迪亚吉列夫共同参与的“运动芭蕾舞剧”《蓝色列车》，即将在6月上演。
真实的“蓝色列车”开通于1922年，连接着巴黎与蔚蓝海岸，是上流社会人士海滨度假的一时之选。舞台上的《蓝色火车》既没有火车也没有情节，有的是对上流社会的一丝温和的揶揄。可是，大众看不出来，大众只看见香奈儿女士设计的时髦泳装，看见毕加索的健硕半裸女郎，看见蔚蓝海岸的别墅是个绝佳的投资机会。就像1917年，杜尚把一个男用小便池推向他所蔑视的观众，而观众轰然叫妙，认为自己看见的是生命之泉。艺术革命总是这样，难以免于误解，也容易被资本所利用。《蓝色火车》在戏剧史上匆匆一过，可是盛暑去蔚蓝海岸度假，这个传统的上流社会不能接受的疯狂念头（他们夏天去北方，冬季才去南方），自此成了风尚。
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夜色温柔》里，有一个典型的“时尚女”妮可，有墨菲夫人和泽尔达的影子，书中的一段展示妮可的一次购物，她“买了一些有颜色的珠子，几块沙滩用的折叠垫，几朵人造花，蜂蜜，一张客床，几个提包，好几条围巾，几只鹦鹉，摆在玩具屋的零碎物件，还有三码长的、明虾颜色的新款布料。她买了将近一打的泳衣，一个橡皮鳄鱼，一副象牙镶金的旅行用棋组，送给阿贝的麻纱大手巾，两件爱马仕牌子的羚羊皮夹克，一件是翠鸟蓝色，一件是枫叶红色……”这里只提到一个大牌，就是爱马仕，但是香奈儿也不必懊恼，在临近结尾的时候，妮可穿着停当，最后，“像抹圣水一样，虔诚地以香奈儿16号香水画了个十字。”是啊，在一个购物狂的世界里，怎能没有香奈儿！香奈儿的出现，本来是为了破除传统的胸衣、珠宝、曳地长裙、豪华面料的暴政，但最终，她只是建立了自己的暴政而已，以小黑裙、假珠宝、菱纹包和化学香精的味道。
成全了康朋街31号的，除了社交圈，还有整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从一战结束到1929年华尔街崩盘，一路上扬的股市，外加德国的战争赔款，保证了法国那令人瞠目的奢靡十年。而沙俄倒台后如洪水般涌进巴黎的白俄侨民，华尔街大牛市中挣了大钱进而在欧洲一掷千金的美国豪客，皆加盟于现代主义文化的塑造。到1926年，巴黎有32家剧院、200个各式舞台、644个公共舞厅、2000家餐厅，还有无以计数的咖啡馆、茶馆、游戏厅和声色场所。火树银花，红男绿女，仅有的忧愁恐怕就是恋爱的烦恼，还有爵士乐带来的那一丝轻微的伤感。宴安鸩毒之中，人们不关心政治，永远也不想关心政治。所以，造反只在艺术之中，革命只在性爱之中，反抗只在时尚之中。
四年以后，在香奈儿的客厅之外，22岁的小文人莫里斯·萨克斯与巴黎最好的裁缝讨论了一个“重要问题”：双排扣上衣应该有四个还是六个扣子。这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其实我已经玩得很厌倦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是被引入歧途的。人家教育我们：世界上只有诗歌和造反，兰波、天使和魔鬼。人家让我们在厕所里挂个十字架（超现实主义者这样做），让我们吸食鸦片（考克多这样做），让我们喝酒，写无主题的文章，随便和人做爱，并在这其中找出崇高的东西……奢华让我烦恼，无比烦恼”。转年，黑色星期五，一个浮华的时代，结束了。
（事实证明，由于对时尚的态度问题，这是一篇完全失败的软文。管它的，贴在这里自娱自乐吧。又，为了不惹恼大牌们，我一张图都不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