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上的沉思——读《夹边沟记事》

仙仙

那本书叫做《夹边沟记事》，作者的名字是杨显惠，讲的是一系列风听到也会哭的故事。
夹边沟在甘肃酒泉。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约三千名右派。在经历了前期的繁重劳累和后期的饥饿后，夹边沟农场被劳教的右派开始大批死亡。直至1960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组和西北局决定拯救人命，遣返右派回家，然而其时仅有数百人尚且苟延残喘。其他人，大都用一堆松土，一块破木板，一个编号概括进了历史的尘埃之中。作者所写的，正是消失的那两千多人的命运。作者用了近三年的时间，调查访问、查阅资料、实地考察，最后结集为这部28万字的小说集，或者说，一部苦难史，一个个小人物在饥饿和死亡面前的挣扎史。
（一）历史的暗角“我们关注前人的历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这句写在《夹边沟记事》后记里的话或许可以让我们窥见杨显惠写夹边沟的缘由——带着对历史（即使那也许是黑暗丑陋的）的关注去发现那些几乎不为人知几乎要被掩盖的过去，不让历史上这沉重的一页无声无息的翻过，不能任戈壁的黄沙将曾经的苦痛呻吟就此掩埋，不能任狂风吹散吹烂他们草草处理的骨殖。处在平静安和的海面之下，历史的暗礁比明着的浪潮更凶险，我们需要去标明它。一艘船不能再同一个地方触礁，一个民族也不能在同一个错误上覆辙。而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是，我们自己，在娱乐时尚下长大的人们，还要有能感受历史和苦难的神经。
毋庸置疑，他做到了。当这些他用笔为刀、作铲，掘出的喑哑的历史，掘出的人性的善与恶，化作文字在《上海文学》上连载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振动，尤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亚于一场地震。其后文学评论界也将之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较。人们终于重新关注夹边沟和那一段沉重的历史。但或许更撞击我们心灵的是在赛妮亚的序中提到的几个故事：“一位死难者的家属告诉作家，他们已将《上海文学》上连载的文章如数收集起来，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亲冤屈的亡灵。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背景的小说，一下子哭倒在地。并把报刊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页一页地哭。并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父亲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的临洮县，作家访问了从夹边沟死里逃生的八十二岁高龄的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读完了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伤心地读不下去呀！”
如果我们看过那些小说，那我们对上面所述就不会感到丝毫的讶异。在《上海女人》里，他写了一个上海来的右派医生，因为不愿意捋草籽不吃蜥蜴不掘蚯蚓吃而活活饿死。掩埋组的人在给他穿上一件呢子衣服并用他自己的一条鸭绒被简单包裹了一下便匆匆在沙地里掩埋了。没过几天董坚毅被暴尸荒野，衣服被人扒走拿去换食物，更令人咋舌的是，他大腿上的肉被人剜去，留下两个窟窿——人吃开人了。当他上海的妻子几天后寻来时，见到的是一个“木乃伊”似的尸体，悲痛之下，声嘶力竭地用尖利的嗓子喊着丈夫的名字，回应她的却再不是丈夫，而只有狂暴的黄沙。在饥饿与死亡面前，人的生存的本能促使右派们（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放弃了尊严，在极度饥饿下，吃东西成了及其强烈的需求，所以有了贼骨头俞兆远，有了在排泄物里找食物的牛天德,还有一有了吃的便狂吃结果被胀死的，甚而有了吃死人的魏长海。例子很多，多的是让我们悲愤让我们流泪的故事。当我手捧这样一本书时，其中提到的每一条生命，都在强烈地刺激着我的神经，使我不认卒读，却又不忍不读。肉体与灵魂的挣扎，在作者看似平缓的叙事后，满是惊心动魄。
而当我们把目光从书中转移出来，寻求造成这一惨烈事件的原因时，便不能不联系到当时中央的反右派斗争。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创痛在夹边沟集中的得到体现。全国性的三年饥荒，路皆饿殍，更是将他们往死神的宫殿一步步推去。如今那已成历史，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却未必就是历史的真相或者历史的全部。要知道即便符号也可以成为掩盖真相的工具，或者是简单概括的工具——所以南京大屠杀死了30万人，而我们记住一个数字；所以我们知道有个“三年自然灾害”，却想象不出当时一年饥荒就会有无数家庭时刻面临残缺不整的威胁；所以我们现在能知道夹边沟有1500多人死亡，在病例都有他们，但我们不知道那个病例是事后造的，几乎全部的死亡都因为饥饿。历史的暗角被有意的蒙蔽，对之我们就不再做什么评述了。我们如今关注现实：网上说最新出的《夹边沟记事》已经是删节版的。人的身上受了伤留了结痂的疤，不是一件衣服就能完全掩盖的，伤疤始终都在，终有暴露的一天。或许，承认它，坦然面之，大家才更自在些。赛妮亚在《夹边沟记事》的序里说：“人说，历史是一位公正的老人，最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不然，历史是‘秦始皇的兵马俑’，你不挖，它永远不出来。殊不知，有多少埋葬在万丈深渊的历史暗角，我们永不知晓，有多少冰雪背后的哭泣引人深思。解冻、解禁、解密、解构，随着社会环境的逐步改善，历史的真相会渐露峥嵘。”作者杨显惠所做的是揭开了那段历史的一层面纱，难道后来者还要将之再一次加以改装，加上一层新面纱吗？更多历史的真相何时才能真正露出峥嵘？
（二）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在《读库 1204》里有一篇杜元的《饕餮在六零年》，在最后一段，他写道：“‘饿’是什么？‘饿’，是肚子里已经撑得不行了，心里还是饿，还想吃，那才叫‘饿’！”能有这种认识，定是真正饿过的。在那篇文章里，作者描写了他们家在上世纪六零年时缺吃的日子。那时还是小孩的作者将回家吃饭的姐姐当做“剥削阶级”，彼此告状，偷吃等等。而那一系列的发生在各人身上的经历，塑造着那一群人，让如今衣食无忧的我们讶异于因为“吃”，亲情也产生裂痕，一生无法再弥合。等我们回过头去看《夹边沟记事》，右派们之间没有那么深的情感，彼此心灵间的裂痕只能宛如沟壑般存在。冷漠，残酷似乎不可避免，惨烈的地狱式的景象也就出现了。所以当我看到《上海女人》里的董坚毅的尸体上的肉被人剜去时，心头被击中了，仿佛冰冷的海水一下子灌满了胸膛，仿佛烈风不断刮过面颊，压抑、窒息。然而一切又那么真实，从推理上来说这是完全可能出现的。在绝望之中，死亡边缘，人性之恶被赤裸裸的暴露出来。 萨特有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狱。”杨显惠在他的小说中对黄沙之下的历史真切的关照背后，对于人性之恶给予了充分的表现。但他不仅仅限于揭丑和批判，还有对人性之善的张扬。在以笔为刀，剖开最绝望之下的人性后，它不仅让我们在作品中看到了人性中丑恶的部分，还看到了光明的部分。也即如大江健三郎所说过的，文学应该从人类的暗部去发现光明的一面，给人以力量，让人更信赖人。在夹边沟系列小说里面，我们处处可见这样的文学精神，夹边沟人们的生命之坚韧得到充分展现，最恶劣环境下的人的本初的温情也照亮着压抑的岁月。右派们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捋草籽，抓蜥蜴等等想尽办法弄来食物，顽强的争取活下去，这是他们生命的坚韧。还有那位倔强而又坚强的上海女人，千里寻夫（上文中的董坚毅）不得，最终只见到一具“木乃伊”似的骸骨，命运无情的捉弄着她，风雨欺凌，狂沙剥蚀，一个南方的弱女子，从此就孤零零的在世上漂泊了。但怀着对丈夫的深情，她坚持将丈夫的尸体火化，一个人背着火化后剩下的遗骨，孤独地返回上海。她倔强、坚强，使人感到一种生命的韧性和尊严，令人肃然起敬。
在夹边沟农场出生的夹农是一个奇迹，以他的故事写成的《夹农》也是我在看夹边沟系列小说时最感温情的小说。夹农能够出生，已经可以说是上天的恩赐，但难能可贵的是女右派们，面对这样一个小新生命，竟然都表现出自己身上母性的那一面，抛弃了平时的成见，给予他无私的关怀。她们都想：“这是李怀珠的孩子，也是我们大家的孩子。”她们本能的伟大母性展露无遗。诚如这个故事叙述者所说：“我看见，不光由田抱着孩子流过眼泪，那秀云流过眼泪，张启贤流过眼泪。我也流过眼泪。我抱着他就像抱着我自己留在母亲那儿的儿子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他像一道阳光射进我们冰冷的房子，照亮了我们的心，温暖了我们孤寂的灵魂。”
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是会关怀人本身的。我想无论作品表现出的是恶是善，都浸透着作者对人性善恶的思考。对经历过那些艰难岁月的人，作者也是寄与了深切的悲悯，用人道主义的关怀缓缓地叙事，于批判之中，张扬起了真善美的旗帜。作者用文字思考，同时也引导着我们探寻：人性本善抑或本恶？
（三）尾声文学作品之摇曳动人，无外乎达到内容之美与形式之美。在内容深刻本身之外，语言、结构、讲故事的方式等等也都是显现一个作家功力的所在。在杨显惠的这些小说中，他采用的是采访体，所以我们读每一个故事，都仿佛是亲历者正坐在我们对面，吐露着无尽的沧桑。他使用的语言说不上华美（严肃的故事本并不适合用辞藻来堆砌），而是用了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带我们走进那个世界。如前面提过的，看似平淡的叙事文字背后，是惊心动魄，是怒号，是铿锵之声，是阴霾里的划过的闪电。这样的语言和叙事方式与夹边沟的故事结合，是很恰切的了。
2002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夹边沟记事》，由赛妮亚作序。上海文艺出版社则在2003年出版《告别夹边沟》，有雷达先生的《阴霾里的一道闪电》序。这两个版本文章内容上差别不大，只是《告别夹边沟》收入的文章更多一些。天津古籍出版社以“记事”来命名这部小说集，可以说是寄希望于将夹边沟事件留于史册，是是非非，警醒后人。而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告别”名之，更像是添了一种主动的姿态，希望类似的事件永远成为过去，我们的民族永远地告别那个噩梦。然而，告别不是忘记，留书于世，乃警钟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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