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炯：炯途多舛 科学向善（一）

仙仙

他是农家子弟，也是加州理工学院比德尔实验室走出的高材生；
他万里归国，在金霉素生物合成与微生物生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他经历政治运动重返分子遗传学领域后，迅速取得固氮基因研究的重大成就。
沈善炯
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苏吴江人，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1950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获博士学位。1950年11月回国，历任浙江大学副教授，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曾任中科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生物学部常委、学部主席团成员。早年从事抗生素和微生物生化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事生物固氮研究，均有突出贡献。被授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96年）、陈嘉庚奖生命科学奖（1997年）、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9年）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战乱中坚定求学路
1917年，沈善炯出生于江苏吴江。其父沈国范曾接受过西式师范教育，在家乡一边种田一边教书。在沈善炯8岁时，沈家迁至吴江同里以避太湖匪祸。由于收成太差，农村凋敝，沈家的经济境况每况愈下。幼时因贫穷而遭冷遇以及年关被讨债人逼到屋角吓得瑟瑟发抖的困窘，长存其记忆。
1931年夏，沈善炯考入声名显赫的吴江县立中学。该校秉承“兴教救国”的理念，讲授现代科学知识，兼擅人文教育，教师对学生一视同仁，同学之间平等互爱。饱受贫穷之辱的沈善炯非常喜欢这种氛围，成绩越来越好，人也愈发自信。1934年夏，他以第三名的成绩从吴江中学毕业，考入江苏省立苏州农业学校。毕业之后继续投考大学，1937年8月，沈善炯被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专修科录取。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队在战场接连失利，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机构和不愿沦为亡国奴且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民被迫向西、向南迁移。战乱之中，沈善炯坚定求学路，他跟随不断迁址的金陵大学农学院，辗转于江苏、安徽、湖北等地，最终于1938年9月开始在位于广西柳州沙塘的广西大学农学院借读，算是安定下来。在这里，他结识了恩师张肇骞教授与于景让教授，从此走向科学道路。
1939年9月，沈善炯通过转学考试，凭借教育部给流亡学生提供的“贷金”资助，入读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有“民主堡垒”“抗战烽火中怒放的一朵奇葩”之称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位于云南昆明，由我国北方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自发组成。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与国家同生共死，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凭借独立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在短短8年内为我国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在张景钺教授和陈桢教授的引导下，沈善炯对植物发育、世代交替、遗传学、苔藓繁殖等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学习勤奋，思维活跃，善于提问，颇得张景钺青睐。
当时，张景钺见沈善炯对微生物学有兴趣，便推荐他到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植物病理教授戴芳澜那里进行实验研究。在戴芳澜的指导下，沈善炯以昆明地区水生真菌的相关研究为题完成了毕业论文。1942年夏，沈善炯从西南联大毕业，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植物病理组，跟随戴芳澜开始了古瓶菌的形态与生活史研究，勘正了前人对古瓶菌描述的一些错误。他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于1944年4月发表在《美国植物学杂志》上，这是他的第一篇科学论文。
1944年3月，沈善炯转赴云南大理的华中大学生物系工作，教授植物学，但他仍对遗传学怀有浓厚的兴趣。1945年夏，沈善炯辞去华中大学教职，赴位于重庆的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工作。
不畏艰险，学成归国
1946年，在美访学的张景钺亲自拜访即将去加州理工学院（以下简称加州理工）担任生物系主任的比德尔教授，为沈善炯争取到在加州理工攻读遗传学博士学位的机会与奖学金。
当时，加州理工秉承“小而精”的办学理念，吸引“全世界最好的天才学生”前来学习，并保持着高达20%的学生淘汰率。顺利毕业的学生多为工作狂，昼夜铆足劲做出新东西来技压群雄。加州理工生物系是分子遗传学的诞生之地，在国难深重的日子能够远赴最负盛名的科学殿堂学习，沈善炯深感荣幸。
1950年6月，沈善炯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关于粗糙链孢霉菌中酪氨酸、半胱氨酸关系的遗传学和生物化学》。如果说西南联大是培养他成为科学工作者的摇篮，那么，加州理工则把他送到一个更高的台阶上，使他了解到科学研究的前沿，找到了科学之门。
当时，中美两国也到了战争的边缘。美国政府取消加州理工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继而拒绝了他回国探亲的申请，禁止他离开美国国境。钱学森的遭遇让沈善炯感同身受，他拒绝了主修导师哈洛威士与副修导师栽克密艾斯脱的工作邀请，决定立刻回国。那时遗传学研究在国内遭到歧视，著名遗传学家李景均因为受到当权的李森科一派的攻击，无法立足，被迫避走美国，沈善炯决定回国后暂时舍弃遗传学而进行生物化学方面研究。
8月31日，沈善炯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踏上归国旅程。在日本横滨、东京两地，他遭遇美国陆军部扣押两个多月。其间他两次拒绝台湾驻日国民党官员所提出的赴台湾或美国工作的邀请，历经监禁磨难，于11月28日抵达深圳。当火车驶向中华大地时，沈善炯眼眶湿了。
攻克金霉素，打破美国垄断
1951年1月，沈善炯来到浙江杭州，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生化科工作，任副教授。是年11月，热爱科研的沈善炯选择离开浙江大学，去筹建中的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以下简称植生所）工作。1953年1月，植生所正式建立，沈善炯被聘任为副研究员及微生物生理组组长，开展金霉素、链霉素生产方面的研究，包括菌种的选育和发酵等。
当时，金霉素的生产由美国的雷特尔药厂垄断，菌种独占，技术保密，其他各国建厂必须通过与该厂合股投资的方式进行。全世界范围内，只有美国、英国、意大利三国拥有金霉素生产药厂。金霉素的生产方法在各国文献资料中绝少记载，市场价格完全操控在美国手中，中国国内临床所用完全依靠进口。
当时沈善炯对于抗生素研究并无任何经验，但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历尽千辛万苦回来，为的就是报效祖国。沈善炯一边认真研读国际上发表的几篇相关文献，带领学生和助手重复文献中的工作，并进行非常细致的观察记录；一边亲赴工厂，向有经验的技术人员与一线工人请教，学习发酵、提取与鉴定等各项基本操作。
受到一次学术会议报告的启发，沈善炯开始对一直被忽视的接种培养基展开研究，发现初期培养环境对金霉素的产量有着极大影响，掌握生物规律是提高抗生素产量的正确方向。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1954年的《实验生物学报》上，是我国关于金霉素研究最早发表的论文。随后，他又开展了菌株间混合培养、增强微生物对某些基质的代谢作用、控制磷酸盐在发酵液中的含量、克服铁离子抑制金霉素生产等方面的研究，培育出了高活力的菌株，提高了金霉素的产量。经过全体成员分秒必争、加班加点的努力，研究组终于解决了金霉素生产的关键问题，启动了扩大生产试验工作，并顺利完成了中间试验。
1957年，国产金霉素通过了临床试验，在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我国成为全世界第四个能够生产金霉素的国家。次年，沈善炯参与指导的华北制药厂全线投产，成为亚洲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结束了我国青霉素、链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显著改善了我国缺医少药的局面。
随后几年，金霉素研究与生产成果在国内科学会议，以及新中国在国内举办的第一次国际科学会议与新中国第一次组团出国参加的国际科学会议上隆重亮相，被推介给了全世界。沈善炯因此得奖并受邀访问苏联，其科学事迹还被拍摄成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