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天演论自序

仙仙

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1]：“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2]，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
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
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怃之异矣。又况历时久远，简牍沿讹。声音代变，则通假难明；风俗殊沿，则事意参差。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
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3]。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
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4]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5]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吾将试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6]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7]，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8]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9]，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10]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11]，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12]，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13]，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14]，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15]，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16]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为“热力平均[17]，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
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者，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昏也哉！
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字用焉。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风气渐通，士知弇陋[18]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臣子，訑然[19]谓彼之所精，不外象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20]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书之恉，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
夏日如年，聊为迻译。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
光绪丙申重九严复序。

注释：
[1]名学家：即逻辑学家。名学，逻辑学。穆勒约翰：即约翰·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著有《逻辑体系》（严复译作《穆勒名学》）、《论自由》（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　[2]理极：理论的极致。　[3]觇（chān掺）毕：即占毕，泛指读书和吟诵。加：胜过。　[4]诛意：责备人动机不善。　[5]内籀（zhòu昼）之术：归纳法。外籀之术：演绎法。　[6]御蕃变：驾驭繁复变化的事物。名、数、质、力：指名学（逻辑学）、数学、化学、物理。　[7]质、力相推：这里质指物体，力指运动静止等。相推：相互作用。　[8]奈端：牛顿（1642—1727）的旧译名，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动之例三：指牛顿的力学三定律。　[9]动路必直：运动的路线必定是直的。　[10]“乾，其静也专”两句：语见《易经·系辞上》。原意是天在静时专一不乱，动时刚正不差。　[11]斯宾塞尔（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著有《群学肄言》等书。　[12]“贯天地人”句：拿解释自然（天地）的道理来解释社会（人）。　[13]“翕（xī西）以合质”两句：聚合成为物质，分解就放出能量。　[14]“坤，其静也翕”两句：语见《易经·系辞上》。原意是大地在静时是凝闭的，动时万物生长。　[15]全力不增减之说：即能量守恒定律。　[16]消息之义：《易经·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指寒暑往来、陵谷变迁的盛衰变化。　[17]“热力平均”二句：即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等人主张的“热寂说”。　[18]弇（yǎn掩）陋：闭塞鄙陋。　[19]訑（yí宜）然：骄傲自大的样子。　[20]审敌自镜：审察敌情，用作自己的鉴戒。

赏析：
西学东渐，两种文化思想相互撞击，国人该如何应对？对这一重大问题，可以说时至今日仍是学术界大困扰。
清末时西方以洋枪洋炮横行东方，中国因积贫积弱饱受欺凌。随之而来者，更有西洋学术，使得当时武将瞠目于其坚船利炮，文臣震撼于其学术渊深。严复，这位既有深厚旧学功底，又因精通英语的学者，在翻译西学著作时，对这种困扰的体验自然会非常深刻。借这篇序言，可以窥见其内心的悸动。
《天演论》，原著直译应称《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它》，是十九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1825—1895）阐述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论文集。严复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将其中的前两篇译成中文，称为“天演”，是严复的意译。该书中的基本观点是：生物是进化的，原因就在于“物竞”和“天择”。赫胥黎认为生物界的这一发展规律，既可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用来解释社会现象。严复对这一观点深感信服，借着翻译的方便，于行文当中加了不少的按语，借题发挥，大谈中国的衰败原因、灭亡危险和变法必要。这些翻译当中的按语文字，与古籍中的注疏比较接近，行文受原著约束更少一些，主要是翻译者的真知灼见。在严复的这类按语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译者对西学的态度，因此，在序言里亮出自己的观点，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文章从语言文字谈起。一般枯治语言文字的学者，于学术敏感之外，很少有余力去顾及文字背后的“大义微言”。严复是精于英文的翻译家，偏偏又不为语言文字所囿。在那个国是日非的时期，革故鼎新、自强图存，进行社会变革，才是他的最终理想，所以，选择哪些西方著作进行翻译，他本来就存在着良苦的用心。
序言开宗明义，借约翰·穆勒的话亮出自己的观点：只有熟谙数国言语文字，才有可能借文字语言窥见其理极。也就是说，在语言文字这个工具背后，还有一个“澄湛精莹”的“理极”在，这才是治异国语言文字者的“至乐”所在。这个“理极”，不因“简牍沿讹”、“声音代变”、“风俗殊沿”而稍亏，而是“年代国俗，无以隔之”的。这一段文字，看似在讨论一个翻译的学术问题，实则是在阐述天地间的“理极”乃古今中外共同这样的道理。这是第一层，意在明确，无论东方西方，学术上都是平等的，有以上共同的对话的“理极”存在。
接下来，作者用两个自然段，阐述《六经》中《易》、《春秋》与西学的关系，这是“理极”的具象或者具体化。两个自然段又各有侧重，第一自然段是从方法论上讲。作者通过梳理司马迁对《易》和《春秋》两著方法论的阐述，将《易》与西方的“外籀之术”相类，将《春秋》与西方的“内籀之术”共通，为中西学术在方法论层面的沟通架起了桥梁，也表明作者对西学方法论的认同。第二自然段是从学术思想层面看。作者认为，西方“名、数、质、力”四大学问，都与《易》相通。举例来讲，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都在《易》中；斯宾塞的自然进化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不要说可以在《易》中找得出答案，简直就是《易》的源泉和根本所在！通过这样的论述，作者在谋求中西学术沟通的同时，还为其宣传所译《天演论》的观点埋下了伏笔：“理极”是不分古今，无论中外的，西方学术方法和学术思想总体上都与中国古代学术相通，那么，赫胥黎的“天演”式社会学思想，理所当然，也应该是适合于中国的。
这里岔开一句：这两段文字，令人大感其中“托古改制”的妙趣：固守经典者，动以“六经”为说辞，这里却将“六经”中最重要的两部《易》和《春秋》，拿出来与西学相对照，其用意是相当深刻的：《易》为群经之首，乃经学总纲；《春秋》严夷夏之防，是圣人手定。二者都能与西学相通，国中还有什么不能与西学相通呢？今天看来，严复这样的类比，难免有机械之嫌，但在当时，却不失为洪钟巨响，大有振聋发聩的功用，并且，这样的类比，不仅为自己东西学术平等相待的观点张目，可以说一下子就将“国粹”主义者的最后堡垒整个儿端掉了。
接下来，作者批驳了两种不科学的对待西学的态度，第一种是“自蔽”的态度：既然西学所发明者，都在自家祖宗那里讲过了，何必还要去学？对此，严复的回答是：祖上圣明，也救不了子孙的童昏！祖先阐述得再好的那个“理极”，如果落到童昏的子孙手里，也只能自在地存在，却不能为我所用，更为能成为拒绝新知西学的挡箭牌。第二种是“逞臆”的态度：还没有弄清楚西学有些什么东西，就将之规范到“象形下之末”、“功利之间”的范畴，这是失了“审敌自镜之道”的态度。那么，正确的态度应该如何呢，严复并没有作正面回答，也是他自己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吧，所以，文章于此收束笔墨，笔锋一转，点出赫胥黎所著与“吾古人有甚合者”，而且特别强调其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如此处理，似乎断了文脉，其实，联系当时实际，一来严复本人可能真的没有全面解决这个难题，无法提出应对之策，二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严复对“自强保种之事”特别重视，视之为最要究治的大学问。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西方学者都在“反复三致意焉”的东西，已处在“保种”险境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岂能座视而不见？这里虽然没有明言，但严复显然是采取了“审敌自镜”的态度，这与魏源的那句“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从两个层面上讲出来的两句话，其实表达的却是一个意思。正因如此，所以严复才会自负地在文末表示：如果有人认为他的翻译是“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他将“不恤”。
纵观全文，作者摒弃译者对原著作评价那种通常的作序方法，也不取译者斤斤于文字言语的角度，而是从中西学术是否相通的高度审视西方著作，用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眼光，为其所译的著作进行高屋建瓴式的定位，特别强调出他所翻译的赫胥黎的著作，用意在“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的良苦用心。全篇观点鲜明，思想深邃，文字简洁有力，颇能见出其人气质秉性，某些观点，至今仍有借鉴的价值，确实称得上是序言中的精品。
（罗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