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仙仙

在中国诗歌史上，盛唐是最令人神往的诗歌鼎盛时代。盛唐诗歌何以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究其原因，关键之处便在于殷璠所说的“声律风骨始备”。在南朝齐梁宫体诗绮靡之风甚嚣尘上的境况下，唐代的陈子昂、李贺、李白、杜甫等诗人相继倡导恢复并高扬“风骨”传统，尤其是盛唐诗人对“风骨”崇尚有加，他们纷纷继承汉魏风骨，并以“风骨”祛除轻靡绮丽的宫体气息，使“诗具风骨”成为盛唐诗歌的共同特征，从而在“声律”与“风骨”兼具的成就中抵达一代诗歌顶峰。


那么，何谓“风骨”？它在不同的时期拥有不同的含义。在古代，“风”与“骨”二字最初本是分开使用的，“风”最早出现于《毛诗序》中：“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此处所言“风”含有教化教育之义；而“骨”则来源于王充的《论衡·骨相篇》：“人曰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谓之骨体。”此处的“骨”乃就一个人的形貌而言。“风骨”连用则始于魏晋时期，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谈及顾恺之用“风骨”品评人物画。南齐的谢赫亦用“风骨”评画：“观其风骨，名岂虚成。”显然，“风骨”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主要指道德修养中所透露出的气质。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风骨”纳入文学批评范畴，并对其重要性给予充分肯定，“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在刘勰的阐释中，“风骨”主要指作品中所具有的“气”和“力”，即作品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和文辞气韵。此后，“风骨”既含有道德修养、人格气质方面的内涵，亦成为诗歌辞章的一种审美标准，被盛唐诗人所崇尚与延续。在历史的变迁衍化中，“风骨”早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凝结为一种延续下来的“传统”，构成中华传统精神的基座和主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与发扬“中国风骨”应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是新时代语境下每位诗人需要思考的新课题。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界充斥着大量低俗、恶俗、粗俗、媚俗之作，扰乱了诗坛的审美秩序与标准，这些诗显然缺乏“风骨”，正如杨四平所说：“新时代诗歌患上了比较严重的软骨症。”因此，新诗急需反躬自省，重新建构“风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诗歌气韵。


继承与发扬风骨的关键在于诗人要有风骨，具体而言则是指诗人应秉持使命感与责任心。古语云：“诗者，天地之心。”诗人作为“天地之心”的创造者本应怀有“天地之心”。但当下很多诗人都沉溺于写“小我”的日常琐碎、鸡毛蒜皮，缺少大情怀大境界，更有甚者为出版、发表、出名或赚取眼球、点击量、关注度，批量生产媚俗之作，究其原因就在于缺乏作为诗人的使命感与责任心。诗人本应怀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应有王冕笔下“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正气，应有杜甫虽居茅屋却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然而当下许多诗人都缺少这种“风骨”。


其次，诗歌在内涵上需要建构中国风骨。风骨首先属于道德范畴，如古代“风”所蕴含的教化之义，是对诗歌所拥有的诗教功能的肯定。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躲避崇高”“崇俗”“崇私”“祛魅”等诗歌口号的提出，不少诗歌在内容上所呈现的是自恋与矫情的“小我”情绪，以暴露个人生活隐私为内容，让诗成为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记录，轻浅琐碎，没有思想、内涵和意义。


此外，新诗在语言文辞方面亦需要有“风骨”。“风骨”不仅属于内容层面的诉求，更是审美范畴的艺术标准。刘勰曾指出：“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他清楚地阐释了“风骨”与“采”之间的密切关联。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诗人提出“拒绝隐喻”“诗到语言为止”等口号，一些诗人便不再讲究文辞、技巧，虽然形式上采取了新诗的分行形式，却不过是将一句话分行排列，如梨花体的“一只蚂蚁又一只蚂蚁”、乌青体的“白云真白啊真白”等，用词直白随意，失去了汉语诗歌的美感，风骨显然早已荡然无存。正如瓦雷里所说，诗的语言如跳舞，是要讲究舞姿与步法的，新诗语言依然需要以跳跃性、非逻辑性、写意性、含蓄、凝练、雅致等作为诗歌语言的特质，需要在不断的锤炼、锻造和打磨中形成。唯其如此，新诗才不会被质疑为“口水诗”“废话诗”，才能重新建构诗歌的语言风骨，传达出内在的精神风骨和新时代气韵。


总之，新时代诗歌需要重塑李白所说的“蓬莱文章建安骨”，需要继承与发扬古典诗歌传统与中华传统精神延续下来的“中国风骨”，从而向新的诗歌高峰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