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豪放词：走出儿女情长，抒写家国情怀

仙仙

说起宋代豪放词，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豪放”之说，是相较于宋词原本的“婉约”而言的。传统宋词称为“雅词”，所以豪放词被称为“壮词”。豪放词出现后，宋词突破原本小我限制，将个人际遇与家国命运结合，题材范围和辞章格调获得提升。


在北宋时期，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词和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豪放词之差异，有个形象说法，那是南宋人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的总结：“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个比方明白晓畅，婉约豪放之分野，就此划定。


豪放词风并非东坡首创，在他之前就有了雏形。如五代南唐李煜的“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词风气势恢宏，直抒国破家亡之痛。再如北宋范仲淹的“衡阳雁去无留意”“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笔调雄健，气象苍茫。


经由苏东坡之手，豪放词被发扬光大，为宋词开辟出新的流派。“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是他最早的一首豪放词，抒写抗敌报国之豪情壮志。而后期有“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一蓑烟雨任平生”“小舟从此逝，江海度余生”等达观洒脱、气势开阔之作。


词风之变，和个人际遇与家国情怀有关。李煜经历了国破家亡，范仲淹一生心怀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苏东坡一生波折，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风吹浪打，沉浮不定，造就了大文豪的雄阔词风。


金人攻破汴梁，靖康之变骤然降临，北宋灭亡。家国仇恨助推了雄浑悲壮之气，豪放词一时风行。代表人物如辛弃疾、陆游、岳飞、张孝祥等。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抒发了辛弃疾抗金杀敌、恢复中原的爱国豪情；“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指清河洛”是岳飞的壮怀激烈；“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是陆游一腔热血、壮志难酬的深深遗憾……就连婉约词代表人物李清照，笔下也有“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九万里风鹏正举”之类豪迈雄健之气；而奠定了婉约词文学地位的柳永，说到个人际遇时，也愤然写下过“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这样有气势的词句。明代文学家杨慎的豪放之气不输前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用凝练而有质感的文辞，表达了复杂的历史观和人生观。


豪放词与婉约词，差别在于选材、文风和气象等不同，婉约词多写风花雪月、儿女情长及风光见闻等，注重音律，辞藻华美，但文风柔弱，气象较小。豪放词超脱各种限制，“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题材上涉家国之事、人生感慨等，甚至“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入”，文风雄健，气象宏大，社会功用和地位也提高了。


相对于词坛正宗的婉约词，豪放词出现之初，因不守音律、不便歌唱，且文辞粗犷而备受诟病。但豪放词格调高扬、气势恢宏，适合抒发壮志豪情，有“士大夫气”，因此为有抱负的士人所推崇，终于异军突起于宋代词坛，并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