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名家讲”之《楚辞新注》（一）

仙仙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它的出现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新的领域，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后人往往把《诗经》和《楚辞》作为自己创作的榜样，作为吸取创作经验的丰富源泉。


“楚辞”被编辑成集，是比较晚的。但是作为一种在南方流行的民歌，则是很早就产生了，只是没有像北方的民歌那样被人们较早地搜集整理成书而已。据《吕氏春秋·音初》篇记载，涂山氏之女等候禹于涂山之阳，作歌曰：“候人兮猗！”这便是南音的起源。到了周代，《诗经》中的《周南》《召南》都是江汉流域的歌曲。《周南》之《汉广》《螽斯》以及《召南》之《摽有梅》，句尾或用“思”字，或用“兮”字，和“楚辞”的句式很接近。春秋战国之际，这种歌曲逐渐发达，越人的“今夕”歌（见《说苑·善说》），徐地的“带剑”咏（见《新序·节士》），吴地的“庚癸”谣（见《左传·哀公十三年》），楚地的“沧浪”曲（见《孟子·离娄》）和“接舆”讴（见《论语·微子》）等，句法都参差错落，托体兮猗，“楚辞”的形式已臻于成熟。最能体现由南方的民歌演变为“楚辞”的是《九歌》。《九歌》本来是古代楚国广泛流传的民间祭歌，经过屈原的修润、加工，正式形成为“楚辞”。可见，“楚辞”是在这些楚国民歌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把楚人的诗歌称为“楚辞”，最早见于西汉初年的记载。朱买臣以善言“楚辞”为汉武帝所宠幸（见《汉书·朱买臣传》），九江被公以能诵读“楚辞”为汉宣帝所欣赏（见《汉书·王褒传》）。到汉成帝时，刘向典校经书，把屈原、宋玉、东方朔、庄忌、淮南小山、王褒以及他自己的作品，编辑在一起，称为《楚辞》。这是最早出现的《楚辞》专集。什么叫“楚辞”呢？最合理的是宋人黄伯思在其《翼骚序》中的说法：“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引）他道出了“楚辞”的实质和地方特色。


屈原是“楚辞”的奠基人，是“楚辞”的最高成就者。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他出身于楚国的贵族，“博闻强志”“娴于辞令”，怀王时曾做左徒的官，很受信任。怀王让他“造为宪令”，草稿未成，上官大夫靳尚要夺去看，他不给，上官大夫便向怀王进谗言，怀王因此大怒，把他放逐到汉北。后来顷襄王即位，以子兰为令尹。屈原痛恨子兰劝怀王入秦而致死，子兰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进谗言，顷襄王又把他放逐到江南去了。屈原在江南到处漂泊，忧心愁悴，最后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约生于公元前339年，卒于公元前285年，共经历了威王、怀王、顷襄王三个王朝。他的主要政治活动和创作活动，是在怀王和顷襄王时期。这个时期就战国的形势讲，是从奴隶主所有制转变到地主所有制、从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期。就楚国的形势讲，是楚国贵族政权由盛转衰的时期。屈原就生活在这一历史的转变关头，生活在这新旧交替的时代。屈原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记载，共二十五篇。这二十五篇比较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其中有些篇目的真伪问题，虽然学术界还有争论，但《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以及《离骚》《天问》《招魂》等篇一般公认为屈原所作。这些作品真实深刻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反映了楚国当时的社会现实。


屈原是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向守旧的腐朽的贵族统治集团进行斗争的。他一生为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斗争，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献身。他的全部作品，就是他一生斗争生活的实录。


屈原在《离骚》的结尾说：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他的所谓“美政”，即他的政治理想。因为理想不能实现，竟至于自杀，可见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多么坚贞、执着！他的“美政”理想是什么呢？具体说，应包括以民为本、举贤授能和修明法度三个基本内容。他在《离骚》中说：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这种民本思想是春秋以来的一种时代思潮，如《左传·僖公五年》记载宫之奇一段话说：“鬼神非人实亲，唯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唯馨。’又曰：‘民不易物，唯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其中虽然杂有一些神权观念，但是，很明显地包含一种“德政”思想和对“民”的地位的重视。到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思想更盛行起来，在诸子的著作中记载得很多。屈原的思想正是这种进步的时代思潮的反映。基于这种思想，屈原特别关心人民、同情人民，尤其是当他看到人民灾难深重的时候，这种思想就表现得更深沉诚挚：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


他为人民的苦难而叹息流涕，愤怒地揭露了人民苦难的根源，揭露了昏庸腐败的贵族统治集团是人民苦难生活的制造者。


“举贤授能”，是屈原政治理想的重要方面。他在《离骚》中说：


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这种主张，虽然是借古代的圣君贤王作榜样，实际上是针对当时楚国那些胡作非为的奸佞之臣而发，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在《离骚》中进一步说：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甯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傅说是个罪犯，吕望是个屠夫，甯戚是个商贩，而屠夫、商贩在周朝的地位和奴隶相等，罪犯更不用说了，他们都是社会的最低层。社会最低层的人，只要有才能，就可以提拔重用。屈原这种思想是相当大胆和可贵的。


“修明法度”是屈原政治理想的另一个方面。他在《离骚》中说：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即是对当时楚国贵族统治集团违法乱纪现象的谴责。《韩非子·有度》篇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正见法度的重要。屈原在《九章·惜往日》中则说：


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乘氾泭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


把不以法度治理国家，比作骑马不施辔衔，行船不用楫篙，终归要失败。这与韩非的思想如出一辙。


屈原的政治理想，与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可以说他是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去关心和同情人民的。当然，作为文学家的屈原，和作为地主阶级思想家的荀况、韩非不同。长期的流放生活，使他更接近人民，更联系着人民，特别是郢都破灭的时候，他与人民共同过着流亡生活，就更了解人民，因而使他的作品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人民性。


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屈原和楚国贵族统治集团进行了顽强激烈的斗争，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腐朽，特别是批判了楚王的昏庸、贪婪和残暴。怀王早年还有点想改革政治、富国强兵的念头，但是后来受群小的包围，自己反复无常，连这点革新的念头都消失了，完全变成一个昏君。屈原在《离骚》中从“伤灵修之数化”到“怨灵修之浩荡”，反映了对怀王越来越深的怨恨，最后直接指斥说：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


在《惜往日》中他更反复指斥楚王说：


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弗省察而按实兮，听谗人之虚辞。


对怀王的政治面貌，秦惠文王的《诅楚文》中有比较深刻的揭露：“今楚王熊相（怀王），康回无道，淫失甚乱，宣侈竞纵，变输盟。”这篇文章应作于楚怀王十七年，正是秦、楚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否因为交战国而有点言过其实呢？《庄子·则阳》篇说：“夫楚王之为人也，形尊而严；其于罪也，无赦如虎。”可以证明《诅楚文》所揭露的完全是事实。屈原的作品便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他笔下的夏启、太康、后羿、浇、夏桀、后辛等，既然是用来劝戒楚王的人物，那么也可以说明楚王的所作所为之中有他们的影子在，描写他们，也有对楚王批判的因素在。所以班固批评他“责数怀王”，颜之推则指斥他“显暴君过”。这恰好从反面道出了屈原作品的斗争精神和进步意义。


围绕在楚王周围的宗室贵族、元老重臣、左右便嬖等，则互相勾结，朋比为奸，排斥正士，压榨人民，造成当时社会的极端黑暗。屈原对这一贵族集团的腐朽本质也给予了深刻的揭露：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


椒专佞以慢慆兮，榝又充夫佩帏。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离骚》


贵族统治集团擅权误国，楚国的政治被他们导向是非混淆、香臭莫辨、黑白颠倒、上下易位的地步。屈原往往用“溷浊”二字来概括当时的政治，如“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离骚》）；“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涉江》）；“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惜往日》)等，这种情况和历史上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据《战国策·楚策》记载：“苏子谓楚王曰：‘今王之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厚赋敛诸臣百姓，使王见疾于民。’”又《战国策·中山策》记载秦将白起分析楚国的情况说：“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屈原的作品便是楚国这种腐朽政治的真实具体的反映。


（本文节选自“诗词名家讲”系列之《楚辞新注》“前言”，该书由叶嘉莹主编、聂石樵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