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名家讲”之《汉魏南北朝诗选注》（一）

仙仙

从刘邦建汉到隋朝灭亡，前后共经历了八百多年。在这段时间里，有稳定统一的局面，也有动荡分裂的局面。这是我国对世界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时代，也是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使整个中华民族更加发展、更加壮大的时代。在这漫长的八百年里，我国的诗歌发展也是取得了巨大成就，它继承、发扬了先秦《诗经》《楚辞》的诗风，广泛、生动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在诗体的形式、抒情的方法、语言的运用以及音节和韵律的斟酌上，也都大胆而富有创造性地进行了种种探索与尝试，并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为唐代诗歌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从刘邦称帝到汉献帝退位，中间四百多年。这是我国政治、经济空前强大，文化繁荣并取得伟大成就的时代。这个时代风靡一时的文学就是辞赋，但是辞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都不高，而真正代表汉代文学高峰的是散文，其次是诗歌。也许是汉代文人都把精力用去创作辞赋和写散文了吧，因此，文人的诗歌创作成就不高，如司马相如的《郊祀歌》、韦孟的《讽谏诗》等，大都仿效《诗经》，平板呆滞。梁鸿的《五噫歌》、张衡的《四愁诗》，是在楚辞的影响下写出来的，感情真挚，文笔流畅，但是这样的作品数量甚少。倒是这个时期的几个政治家的急就短章，如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刘彻的《秋风辞》，使人读起来更感到豪气逼人。


代表汉代诗歌成就的是乐府诗，这是被当时国家的音乐机构所采集保存下来的民歌。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武帝时期经由乐府机构采来的诗歌数量很多，包括的地域也很广，但今天大都见不到了。从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录的汉代乐府民歌看，大部分是东汉时期的作品，而且数量也不太多，只有六七十篇。但是它们广泛地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疾苦，传达出了被压迫人民的心声。而这些内容，又往往是从那些风靡一时的辞赋和那些庄严肃穆、体国经野的散文中所见不到的，它是《诗经》中十五国风的继续。它发展了《诗经》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运用凝练的口语化的语言叙述故事、刻画人物上，比《诗经》有了更大的进步。从诗歌形式上说，汉代乐府正处在由先秦的四言体和骚体向五言体、七言体发展过渡的阶段。这些无名作家们对四言、五言、杂言都作了反复的钻研与尝试，并基本上使五言体趋于成熟，其杰出的代表就是《孔雀东南飞》。这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篇作品，它代表青年男女向吃人的封建家长制和旧礼教提出了血泪的控诉，表现了人们对美好婚姻的热烈追求与向往。这首长诗以它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它完美的艺术形式，在我国诗歌史上永远放射着瑰丽的光彩。


在汉代乐府的影响下，在东汉末年的动乱生活中，一批有成就的文人诗歌出现了，其代表作是《古诗十九首》。它们反映了时代的动荡、社会的乱离，通过流丽的诗句，抒发着人生的种种悲叹。它把叙事、写景、抒情融而为一，达到了极其自然和谐的境地。它的语言浅近，不须雕琢，完全像随口道出，但又无一处不生动，无一处不妥帖。《文心雕龙》说它是“五言之冠冕”，《诗品》说它“天衣无缝，一字千金”，虽然有些溢美之嫌，但也确实道出了一部分实际。这是汉末文人学习民间歌谣，从而使自己的五言创作达到成熟的标志。这是“建安文学”的先声。


“建安”是汉献帝刘协的年号。早在刘协即位前，爆发了反抗汉代腐朽统治的黄巾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后来被统治阶级镇压下去了，但是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却形成了一大批拥兵自强、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这些军阀之间，连年混战，把曾经繁盛富庶的中原地区变成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一片惨象。直到建安后期，许多军阀在兼并战争中被消灭了，才逐渐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而其中又以曹魏的势力最大。曹魏的政治中心是邺城（今河北省临漳西南），后来又建都洛阳。所谓“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实际上就是以邺城、洛阳为中心的魏国文学。


“建安文学”以诗歌为代表，建安文人又以曹氏父子为代表。曹操的诗以四言、五言两体成就最大，使用的全是乐府体裁，明显地表现着汉末作家在学习汉代乐府的基础上发展自己诗歌创作的痕迹。曹操的四言诗悲壮慷慨，震烁古今。曹丕的成就不如其父与其弟，但却有两首七言诗别开生面，在七言体的发展上有重要作用。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是曹植，他的作品内容广泛、思想积极，表现了一种奋发向上的豪迈气派。在形式上，他对四言、六言、杂言全都作过摸索与尝试，而成就最高、对文学发展贡献最大的是五言诗。钟嵘的《诗品》曾说他的作品是“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说曹植在诗人当中的地位是“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评价得简直不能再高了。除曹氏父子外，当时的诗人还有王粲、刘桢等，但留下来的作品都不多。


建安诗歌的伟大成就，在于它直接继承了汉代乐府和汉末文人五言诗的现实主义传统，深刻地反映了建安时代的社会动乱，抒发了作者关心人民疾苦，愿为削平战乱、重建和安定生活而奋斗的慷慨之情。这种反映社会动乱、反映民生疾苦的内容，这种凄凉哀怨的思想情绪，这种积极进取、献身事业的壮气英风，合起来就是后人所说的“梗概而多气”，也就是被后人所称道的所谓“建安风骨”。这种风格气派的形成，是与这个时代的作者的身世经历以及他们的世界观紧密联系的。唐代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中说：“建安以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文壮节，抑扬哀怨，悲离之作，尤极于古。”论述得十分切当。建安诗歌是我国诗歌史上五言诗的第一次大丰收，对后世影响极大。


继建安文学之后的是“正始文学”，其代表作家是嵇康和阮籍。正始是魏帝曹芳的年号，这时曹氏宗室的势力日微，大权日益落入司马氏手中。司马氏为了篡权的目的，一方面收罗亲信，一方面诛杀忠于曹魏的人。这时一些不满现实、不愿依附司马氏的人，为了逃避诛杀，便扯起了希求隐逸、企慕老庄的幌子。他们蔑弃名教，以酒浇愁，口里说着不问世事，但又按捺不住满腹的牢骚，所以嵇康终于被杀，阮籍仅得幸免。嵇康的人品可贵，诗作留得不多。阮籍有《咏怀》诗八十二首，是当时的主要诗人。


阮籍的诗歌在《诗品》中是被钟嵘列为上品的，但是我们看《咏怀》诗，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建安诗歌的那种关心离乱、反映和同情人民疾苦的内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忧患个人得失的哀叹；那种奋发上进、改变现实的慷慨雄心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消极隐遁、保命养生的老庄哲学。但是，他毕竟又不能真正地做到“忘世”，于是又恍惚迷离地时而流露出一些愤世的不平。所以钟嵘一方面说阮籍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一方面又说他“颇多感慨之词”。阮籍诗曾经受过古人的推崇，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现实又通过他这种以老庄思想为基调的世界观的特殊反映。以今天的观点看来，阮籍诗恐怕就不能与建安诗歌相提并论了。


司马氏于公元265年篡魏建国，于289年灭吴，国内又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统一局面，这就是西晋。西晋统治集团从一开始就极其荒淫腐朽，他们沿袭并发展了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度，门阀观念极其严重，朝政经常被一批极为平庸甚而是极为昏聩的人所把持，而真正有才干的出身于中下层的人则得不到任用。这个时期的作家不少，经常被人称道的有“三张”（张协、张载、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此外还有张华、傅玄、郭璞等。但以今天的观点看来，真正有成就的作家并不多，大批的是一些出身名门贵族，或者是投靠在贵戚豪族门下以阿谀奉承讨生活的人。他们的思想庸劣，生活卑俗，专门靠着模拟古人、玩弄辞采过日子。例如陆机，这是被钟嵘列为上品，称之为“文章之渊泉”的，但读其作品，却使人感到空洞无物，留给读者的只是一个“才高词赡，举体华美”的空架子。西晋时期成就较大的作家是左思，他的诗歌今存十四首，其中有八首《咏史》诗写得最好。他以矫健的笔力、高亢的激情，愤怒地批判了当时那种腐朽的、令人窒息的门阀制度，表现了自己才高志壮、敢于冲击现实的旷迈情怀。和陆机等人的那种单从形式上对建安诗歌的亦步亦趋的模拟相比，左思的作品倒是更加接近建安风骨的。他的诗名为“咏史”，实为“咏怀”，为后代诗歌的这样一种抒情方式作了新的开端。


西晋的统一局面只维持了十几年，随后国内便出现了司马氏皇族内部的“八王之乱”，紧接着便是匈奴的南下，整个北方陷入了“五胡”的混战之中，西晋王朝也就由此告终了。公元317年，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是一个被世家旧族所挟持的小王朝，司马氏本身从一开始就没有它的独立性。这个王朝在它所存在的百余年中，抛开它的尚清谈、讲玄理、无力而且也无心恢复中原不说，即使是在它所盘踞的建康一带，战乱和政变也是接连不停的。例如王敦、苏峻、王恭、桓温、桓玄，有的打破京师，有的悍然称帝；再加上孙恩、卢循的农民大起义，这个偏安王朝哪里还有一天安定的日子呢？奇怪的是，这个时期的文学竟然也和它的政治一样腐败透顶，《文心雕龙·时序》云：“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以孙绰、许询为代表的作家们完全置国家和人民于不顾，他们写出的玄言诗“平典似道德论”，毫无情致可言。然而这种恶劣的诗风却一直统治了东晋文坛一百年，直到陶渊明出现，才发生新的变化。


陶渊明是东晋末期，或者说是晋宋之交的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整个诗歌史上的杰出诗人之一。他出身低微，性情孤傲，看不惯当时官场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更不愿卷入叛乱频仍的政治斗争。他的诗表现了他对当时上层社会的极端憎恶与否定，表现了他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傲岸情操，抒发了他退隐田园后虽然生活艰苦但却能摆脱世俗、远离祸网的怡然自得的情趣。由于接触劳动人民，他的诗反映了一部分当时农村的现实，还产生了一种人人劳动、家家温饱、无剥削无压迫的桃花源的社会理想，这是难能可贵的。陶渊明的诗平淡自然，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他能用极简练、看来像是极平常的语言创造出极其高超的艺术境界。陶渊明是汉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他的诗在当时独树一帜，对我国后代的诗歌发展也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唐代的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宋代的苏轼、辛弃疾，甚至一直到清朝晚年的龚自珍都对他的为人极其景慕，对他的作品欣赏、仿效不已。


（本文节选自“诗词名家讲”系列之《汉魏南北朝诗选注》“前言”，该书由叶嘉莹主编、郭预衡等选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