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名家讲”之《宋诗三百首》（一）

仙仙

唐诗所达到的艺术水平高度是举世公认的，因而后人有“好诗已被唐人作尽”的慨叹。然而客观地说，宋诗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实堪与唐诗比美。其根本原因在于，宋代的杰出诗人以其关心治乱安危的高度责任感反映了不同于唐代的社会生活、时代脉搏和人们的心灵世界，又找到了相适应的表现方式。


历来扬唐抑宋的理由主要是：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


这种论调，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文艺创作的规律。各种文艺样式，既各有特点，又有共同性；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互相渗透。试看中国诗歌发展史，《诗经》中的周民族史诗，杜甫的《北征》《赴奉先咏怀》等都有“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的特点；韩愈的某些诗，这种特点更突出。这些诗的价值是谁也不能抹杀的，即以《北征》为例略作解释。《北征》向有“诗史”的美誉，内容深广、篇幅宏大，非写景抒情小诗可比，因而仅有写景抒情而无叙述、议论，便很难完成如此杰作；仅用比、兴而不用赋，仅“以诗为诗”而不吸收其他文学样式的表现手法，也很难完成如此杰作。宋人叶梦得就曾指出：


长篇最难，魏晋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倾尽为工。至老杜《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固古今绝唱。


说《北征》具有“以文为诗”的特点，不仅指它杂有某些散文的诗句，而且指它运用了阴开阳合、伸缩变化、波澜顿挫之类的散文章法。应该说，这是诗歌创作中的一种新开拓。“以文为诗”，其目的在于吸取散文的句法、章法和表现手法以提高诗的表现力。简单地说，“以文为诗”是为了写好诗，而不是把诗写成文。


至于诗中的议论，当然与哲学论文、政治论文中的议论不同，它应该来自形象思维，来自对社会生活或历史事件的强烈感受和深刻理解，伴随着不可压抑的激情。如果在诗中发一些不带生活血肉、不含抒情色彩的空泛议论，那当然不算诗。


尽管“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古已有之，但在宋诗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这却是事实。对于宋诗从总体上区别于唐诗的这个显著特点，仅从宋人“求变求新”，力求有异于唐人而“使自己成为新一代的大师”方面去解释，显然是不够全面的。从根本上说，宋诗“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的特点之所以特别突出，是与宋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以及一大批重要诗人的生活实践分不开的；与此相适应，随之而来的才是艺术上的“求变求新”。北宋建立以后，受契丹（辽）和西夏的威胁、侵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集团对外妥协、纳贡，对内剥削、压迫，人民备受其苦。所以当那些西昆派的馆阁诗人用“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石介《怪说》）的诗作粉饰升平的时候，“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宋史·吕蒙正传》）。于是一些要求政治改革的诗人，以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为代表，开展了一个反西昆的诗歌革新运动，革新、发展了“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的传统，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歌创作开辟了道路。金人南侵，南宋统治集团不但不发愤图强，反而变本加厉地压榨人民，以称臣、纳币的屈辱条件，换取荒淫享乐的“偏安”之局，直至元军进逼，举国覆亡。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以文为诗”，包括“以议论入诗”，就成了许多爱国诗人激昂慷慨地发表政治主张、尖锐激烈地揭露政治黑暗、细致入微地反映民间疾苦的有效形式。


前面提到，杜甫“以文为诗”，主要表现于《北征》等长篇；而宋诗，则不论长篇、短篇，都有“以文为诗”的特点。例如梅尧臣的《陶者》：“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张俞的《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欧阳修的《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林升的《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都是四句一首的小诗，却都有议论，但那议论是被特定现实激发出来的，既有思想深度，又饱含激情；既体现宋诗“尚意”的特点，也不乏情韵。就长篇说，例如王安石的《明妃曲》前篇先写“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然后评论道：“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据《西京杂记》记载，画工毛延寿由于王昭君未行贿赂，故意把她画丑，所以当匈奴入朝求美人时，汉元帝按图挑了个丑的，恰恰是王昭君。昭君临行，元帝看见她美丽非凡，于是追究原因，杀了画工。这个故事本身就有讽刺意义，可以入诗。王安石的独创性在于不是把矛头指向画工，而是指向汉元帝，通过个别体现一般，阐发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大道理：“意态由来画不成。”对于一个人的精神风貌、美丑善恶，是要通过亲自接触才能辨认清楚的，仅凭第二手材料，怎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呢？很清楚，如果只复述那个故事，而无从形象描绘中迸发出来的这样新颖、精辟、发人深省的议论，其艺术质量必将大大降低。欧阳修的《再和明妃曲》，一开始也只是就故事内容进行概括：“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接着发议论：“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这和王安石的那两句一样，都是从昭君故事里开掘出来的大道理，其普遍性包括了王安石、欧阳修感慨甚深的现实，因而那议论并不是干巴巴的教条，而是洋溢着既来自历史，又来自现实的激情。


就句法看，五言的常规是上二下三，七言的常规是上四下三。宋人为了更好地表现内容，敢于打破这种常规。例如梅尧臣的《田家语》，在揭露统治者不顾农民死活、“互搜民口”的罪恶之前，先写了这么两句：“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既”“又”呼应，突出了“天灾”之惨，为以下写“人祸”作了有力的铺垫。黄庭坚写给苏轼的“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的第四句，以“五湖三江”作“吞”的宾语，形象地表现了苏诗豪放壮阔的气势。这几个句子，都突破了上二下三的格式，因散文化而加强了表现力。就七言句说，例子更多，如欧阳修《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的上句，陆游《长歌行》“哀丝豪竹助剧饮，如钜野受黄河倾”的下句，都由于吸收散文句法的优点而变得富有弹性，更好地表现了特定的思想感情。至于以散文中常用的虚词入诗，只要用得恰切，往往会起到“传神阿堵”的妙用。例如范成大《催租行》中的“我亦来营醉归耳”，由于用了一个表示限止语气的“耳”跟“亦”呼应，把那个“里正”的无赖神态活画出来了。


散文化的句法还可扩大一句诗的容量，使句内有对比、有转折、有顿挫，如范成大《后催租行》里的“旧时高岸今江水”“佣耕犹自抱长饥”，王安石《北山》里的“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之类，其例甚多，不胜枚举。


（本文节选自“诗词名家讲”系列之《宋诗三百首》“前言”，该书由叶嘉莹主编、霍松林等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