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名家讲”之《明诗三百首》（四）

仙仙

第二，明诗中贴近生活的现实题材，亦只有唐代诗歌可与之媲美。我们知道，唐代的诗歌是比较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试想杜甫如果没有“三吏”“三别”“三叹”以及《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闪耀着思想光辉的作品，他能够赢得“诗圣”“诗史”的称号吗？白居易如果没有《新乐府》《秦中吟》以及《长恨歌》《琵琶行》那样贴近现实生活的篇什，能被人称为“广大教化主”吗？明诗的可贵处也在这里，抚时感事、托物抒情、关心朝政得失、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充溢在明人的别集、选集和总集中，既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又揭示了问题的实质。同情下层人民疾苦的，如高启的《猛虎行》《田家行》《筑城词》《牧牛词》，张羽的《踏水车谣》，刘崧的《采野菜》，于谦的《田舍翁》，刘绩的《征夫词》《征妇词》，李东阳的《马船行》，李梦阳的《豆莝行》，王九思的《卖儿行》，何景明的《岁晏行》，袁宏道的《棹歌行》，陈子龙的《小车行》等，都是用血和泪写成的人间惨象，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底层人民，给予了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对于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表示极端的不满和愤怒。他们在诗歌中所反映的深度和广度，是超迈了宋元而无愧于唐代的。特别是他们敢于把讽刺的烈火，烧向炙手可热的重臣权奸，甚至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如王世贞的《钦䲹行》，借钦䲹冒充凤凰，但不能改变其“啄腐鼠”“分遗腥”的本性，以讽刺严嵩读书钤山，攫取清誉，以蒙蔽君主，窃权罔利，执政二十年，贿赂公行，流毒天下，构思甚新，设喻甚切，不愧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很好的名作。李梦阳的《内教场歌》和王廷相的《赭袍将军谣》，都是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明武宗的。归有光的《甲寅十月纪事》和《海上纪事》，都是反映明代中叶倭寇骚扰沿海地区的惨象，州官怯战，拿民兵去充当炮灰；官司惧责，把灾情缩小到最低限度。已经是遍地焦土、十室九空了，而官吏不恤民困，仍然上门征税，弄得鸡犬不宁。思想性很强，艺术性也很高。正如钱谦益所评价的那样：“其于诗，似无意求工，滔滔自运，要非流俗可及也。”像这样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诗歌，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在诗歌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怎么可以用“复古”“拟古”“模拟”“剿袭”一类的贬词掩盖其经久不息的熠熠光辉呢？


第三，开有清一代诗风的，是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代遗民诗人，而不是由明入清、主导当时诗坛的钱谦益和吴伟业，更不是“范水模山，批风抹月”的王士祯。清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光辉总结，清代出现了不少杰出诗人和影响很大的诗歌流派，他们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了大江南北，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诗人们蒿目时艰，身经世变，发而为诗，多愤世哀时之音、救亡图存之意，气贯长虹，义薄云天，慷慨多气，苍劲有力，具有崇高的民族精神、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直接继承了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代遗民诗人的诗风，抒时代之感，弘扬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绝不是钱谦益那种“南渡衣冠非故国，西湖烟水是清流”“故鬼视今真恨晚，余生较死不争多”之类的诗，为自己的失节进行洗刷，甚至加以粉饰。吴伟业虽然能够“扶植善类”，赡护遗民，与钱谦益迎降清兵有所不同，但那种“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自怨自艾的没落感情，也不能承担开拓一代诗风的重任。林昌彝在《论诗》中说得好：“当代风骚谁领袖？开山独让顾亭林。”我认为这是一语中的的真知灼见。顾炎武是如何来开拓一代诗风的呢？一是从诗歌理论上来启迪，他的理论精髓是独辟蹊径，不依傍古人。他在《与人书》中说：“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又说：“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这种求变、求新、求独创的诗歌理论，虽在批判明代前后“七子”诗歌理论之弊，同时却哺育了有清一代的诗人，使之能熔唐铸宋，转益多师，尊唐而不抑宋，宗宋而不排唐，把继承和独创较好地结合起来。二是从创作上树立楷模，他的诗取法于老杜，而植根于现实，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沉雄悲壮的艺术风格。诚如沈德潜所说的：“宁人肆力于学……无不穷极根柢，韵语其余事也。然词必己出，事必精当，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诗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明三十家诗选》也说：“亭林诗，凭吊沧桑，语多激楚，茹芝采蕨之志，黍离麦秀之悲，渊深朴茂，直合靖节、浣花为一手。”他所创作的那些辉煌诗篇，都是有为而发，有感而作，无一不反映时代的精神，无一不体现自己的艺术风格。《明诗别裁集序》还说：“（其诗）皆深造浑厚，和平渊雅，合于言志永言之旨。”这些正是清代诗歌的精神和风貌。


总之，明诗是我国诗歌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我们应该给予正确的、科学的评价。丑诋前后“七子”，固然有失公允；鄙薄“公安”“竟陵”，亦为偏曲，因为他们都为建立明代诗歌作出过很大贡献。


（本文节选自“诗词名家讲”系列之《明诗三百首》“前言”，该书由叶嘉莹主编、羊春秋选注 。为方便读者阅读，文章内容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