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名家讲”之《清诗三百首》（一）

仙仙

清诗继宋、元、明诗以后，有它独具的特色。但人们对清诗的评价，却颇有分歧，一般对它是评价不高的。看法大致可分两种：


一种看法，以为唐以后诗，愈趋愈下，清诗自不在话下。明“七子”承严羽《沧浪诗话》之说大谈诗必盛唐，后人对此虽早有驳斥，而近代学者，又夸大其论，如章炳麟说：“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佛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王国维则进一步从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的观点立论，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里说“唐之诗”，“后世莫能继”，与上引诸家说相同，而从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立论，却是新的说法（亦略同于清人焦循）。近人所撰各种文学史，基本上沿用王国维的观点。


又一种看法，从清诗的成就着眼，也认为无足取。如文廷式说：“国朝诗学凡数变，然发声清越，寄兴深微，且未逮元明，不论唐宋也。固由考据家变秀才为学究，亦由沈归愚以正宗二字行其陋说，袁子才又以性灵二字便其曲谀。风雅道衰，百有余年。其间黄仲则、黎二樵尚近于诗，亦滔滔清浅。下此者乃繁词以贡媚，隶事以逞才，品概既卑，则文章日下。采风者不能不三叹息也。”梁启超也说：“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吴伟业之靡曼，王士之脆薄，号为开国宗匠。乾隆全盛时，所谓袁（枚）、蒋（士铨）、赵（执信）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迩。诸经师及诸古文家，集中亦多有诗，则极拙劣之砌韵文耳。嘉道间，龚自珍、王昙、舒位号称新体，则粗犷浅薄。咸同后，竞宗宋诗，只益生硬，更无余味。其稍可观者，反在生长僻壤之黎简、郑珍辈，而中原更无闻焉。直至末叶，始有金和、黄遵宪、康有为，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


如上的种种说法，是不是一种偏见呢？柳亚子曾说：“宋词元曲称作手，明清何遽非明堂。自珍变体金和继，平心未拟菲黄康。”


看来，这不失为持平之论。而前面两种看法，虽角度不同，范围有别，其为否定清诗则一。我们不妨探讨一下。关于第一个问题，一代有一代突出的有代表性的新兴文学体式，这当然是事实。但问题应该看全面，新的文学体式登上文学舞台以后，并非原有的文学体式就一定无发展余地，就不能有杰出的作家出现，原有的文学体式就不可能反映时代现实。宋代文学是词的天下，但宋诗仍然足与唐诗分庭抗礼，仍然出现了不少大家名家。那么，在戏曲、小说极盛的清代，诗歌是不是也可以同时取得一定的发展呢？还是已经走到了尽头呢？答案涉及第二个问题。无可置疑，元明两代，诗歌出现了倒退的摹仿逆流。元诗主要摹唐，明人变本加厉，出现了诗必盛唐的“七子”流派，明后期“公安”“竟陵”二派力图挽此狂澜，而其创作却并无此力，较之明“七子”形式虽摹古，而尚有反映现实内容者，转逊一筹。穷则变，变则通，“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文心雕龙·通变》）。清诗正是适应此规律，在总结明代复古逆流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继承发展前代遗产的实践中，呈现出了超明越元、抗衡唐宋的新局面。


（本文节选自“诗词名家讲”系列之《明诗三百首》“前言”，该书由叶嘉莹主编、钱仲联等选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