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名家讲”之《清诗三百首》（三）

仙仙

后期清诗，流派众多：有提倡汉魏六朝和盛唐的湖湘派，其代表诗人为王闿运、邓辅纶；有提倡南北宋的宋诗派，较早有郑珍、莫友芝、何绍基、江湜；稍后有“同光体”诗人，包括“江西派”的陈三立、闽派的陈衍、浙派的沈曾植、袁昶以及不属于这三派的范当世、陈曾寿、俞明震、夏敬观等；有兼采唐宋的一派，代表为张之洞，其门下有樊增祥、易顺鼎；有宗尚李商隐的西昆派，其代表有李希圣、曾广钧；最为重要的则有以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诗界革命派。近人论晚清诗，除诗界革命派外，一概贬之为复古、保守。这种看法，不完全符合事实。当然，他们都主张学古，但学古而又主张不摹古。即使是最保守的湖湘派，高心夔也独辟蹊径，王闿运也写过《圆明园词》，邓辅纶写过《鸿雁篇》等现实性很强的名篇。各派中影响最大，受同时代及近人痛骂最厉害的是“同光体”，几乎成为反动内容与复古形式合一的代称。其实，“同光体”中各派，艺术上都有创新，绝不同于明“七子”之效仿盛唐。“同光体”诗人，如陈三立、林旭、沈曾植、陈衍诸人，也是戊戌变法的直接参加者或鼓吹者，他们与诗界革命派的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都有深厚交谊，双方对于对方的诗都互相推崇与赞扬。就诗作本身而言，诗界革命派题材较新，面目较新，但也不废学古，黄遵宪就说：“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所以这派诗有“旧瓶装新酒”的称号。“同光体”当然学古的倾向重一些，但并非不关心现实政治，陈三立诗中，就有不少从庚子事变到日俄战争时期一系列悲愤国事之作。其他各派，同样如此。如西昆一派，以美人香草之词，托兴江山摇落之感。可以说，晚清诗歌，其中精华的部分，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现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学的重大主题。而诗界革命一派，成就更为卓越，艺术风格又大都受到龚自珍的影响。一直到宣扬民主革命的“南社”诗人，诗歌风格也仍是龚自珍的传统的继承。总的说来，晚清诗歌的成就，可以与清初期的诗歌相媲美，尤其是在思想性、艺术性的创新方面，更超越了清初。


在诗歌的体式中，清诗也有新的发展。如“梅村体”的纪事形式与“长庆体”相比，同中有异。黄遵宪的乐府诗，与古乐府和元白新体乐府，也是面目全变。如钱谦益的黄山游诗，姚燮的四明、普陀游诗，刘光第的峨眉游诗，都是数十首为一组的刻画祖国壮丽河山的杰作，前代诗人从未有过这样宏伟的规模。如钱谦益《投笔集》，反映南明抗清和他个人参与其事的过程，诗史巨制。如姚燮的《双鸩篇》，融化古乐府鼓词民歌等形式，参以李贺的长篇叙事诗，是一种新的尝试。如龚自珍《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贝青乔《咄咄吟》一百二十首，黄遵宪《己亥杂诗》八十六首，都是规模宏大的七绝组诗，超越宋人汪元量的《湖州歌》《越州歌》之作。又如姚燮的《南辕杂诗》一百八首，参用《古诗十九首》、王粲《七哀》、杜甫单篇五古的形式，构成大型的组诗，可谓魄力惊人。黄遵宪《锡兰岛卧佛》，洋洋二千余言，梁启超称为“在震旦，吾敢谓有诗以来所未有。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自豪矣”也非过誉。至于风格方面，几乎可以说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所涉及的，无所不有，各人有各人的风貌，完全不同于明代前后“七子”时期千篇一律的复制品，这也就形成了清诗中许多不同的流派。至于一代诗人人数之众多，也可以算是空前的。仅是收录在《晚晴簃诗汇》中的作者便有六千一百多家，与《全唐诗》所收录的二千三百多人相比，几乎接近三倍。加上分阶段的大型选本《清诗别裁集》《湖海诗传》《正雅集》《道咸同光四朝诗史》《近代诗钞》所收，尚有超出于《晚晴簃诗汇》之外者。这一庞大的存在，决定了清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是无法抹杀的。


以上将清诗作了一个鸟瞰。我们可以从纵的方面，看到他们的继承与发展；从横的方面，看到他们的相互影响与融合。清诗总的倾向是学古而不是复古，复古的只是湖湘派中少数几家。学古而完全创新的只有龚自珍一家，晚清不少人所谓创新，不过是学龚而非自创。即使是诗界革命的黄遵宪，也要学古。必须指出，清诗作者，绝大部分是封建士大夫，诗篇中精华与糟粕杂陈，这就需要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应把毒草当作香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