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名家讲”之《历代词萃》（一）

仙仙

词是一种合乐的抒情诗体，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隋唐时代。张炎《词源》称：“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明确指出了它的兴起时代，同时还强调了两个方面：即它与音乐的关系（声诗）和杂言的体裁（长短句），这正是词的基本特征。王灼在《碧鸡漫志》中也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说法也完全一致。郭茂倩所辑《乐府诗集》录有隋炀帝与王胄的四首《纪辽东》，已是格式一致的杂言曲调。同样的形式，在敦煌曲辞中还有许多首，其字声、句式和韵位基本相同。这就说明了这种曲调一直在民间流行。不过，确立词在文坛的地位，是晚唐以后的事情。在这以前，如盛唐李白，稍后的张志和以及刘禹锡、白居易等人，虽然也有词作，不过是偶然为之，影响有限，还未形成填词的潮流。只是到了晚唐五代，出现了像温庭筠、韦庄、冯延巳一批填词专家和《金荃》《浣花》《阳春》一类的专集，词的阵地才获得巩固。五代时期由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录有温庭筠以下晚唐、五代十八位词家的五百首作品，是现存的早期选集。所录偏重蜀人，于南唐诸家没有收录，未免有偏狭之弊。然而晚唐词作影响是深远的。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与诗并传，《花间集》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究其渊源，词包括有燕乐、民歌、近体诗格律三个要素。正是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才产生了这一具有高度音乐性、韵律美和浓郁的生活气息的文学新形式。这是词之所以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放出异彩的文学形式的主要原因。词是合乐的，但不同于质朴浑厚的汉魏乐府，它已不是赵、代、秦、楚之声了。它所凭依的，是一种新鲜的燕乐。所谓燕乐，乃是以西域音乐为主体，同传统的汉民族音乐相结合，逐步发展而成的新声。隋代的九部乐、唐代的十部乐，除了清商、巴渝之声，皆为外来的乐调。天宝末年，又令道调法部与胡乐新声合，古乐因而全变。这种一新耳目的燕乐，是词人倚声所准的曲度的根据。它与一字一音的雅乐不同，它是繁音靡节。为了适应这种情况，需要把齐言的声诗改为杂言形式，于是错落有致的长短句式的曲子词，就应运而生了。


这种变化的过程，最早是在民间发生的。流行于隋代的《河传》《杨柳枝》，大致就是当时的民歌。20世纪初期在敦煌发现的曲子歌辞，更是这方面的一个见证。这批歌辞，大致包括了初唐至五代末期的作品，在曲度和格律上，都比较讲究，反映的生活面，也是相当广泛的。正是这些民间艺术家的出色创作，为词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它是密切反映生活的、口语化的、合乐的和讲究平仄对仗的新的文学形式。词这一文学样式，就在这坚实的基础上兴建起来。


词又叫诗余，这个称呼反映出它与近体诗的密切关系。对此，我们固然不必把诗与词理解为父与子的关系，因为早期的新声里本来就是齐言与杂言并存的。比如李白既有齐言的《清平乐》，又有杂言的《菩萨蛮》《忆秦娥》，就是明显的例证。可是从它的发展趋势看，杂言体日益增多，并逐渐取代了齐言为主的地位。这是因为词是配合旋律的乐句，随着音乐本身渐趋复杂，辞句结构必须变化，因之长短句的日益发展，成为追逐新声的必然现象。然而应当了解，这种参差不齐的杂言句式，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诗，它是参照近体诗的平仄格律和乐调曲度，精心结撰出来的艺术形式。它还要明辨平仄，一点也不能含糊。就其格律来讲，它比近体诗还要严格和富于变化。


基于以上的理解，我们认为，新声燕乐、民间歌辞和近体诗格律乃是词赖以形成的基础，三者缺一，都不可能有词这样的文学形式的出现。


（本文节选自“诗词名家讲”系列之《明诗三百首》“前言”，该书由叶嘉莹主编、张璋选编、黄畲笺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