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与苏轼词中“自我形象”的比较

仙仙

屈原像一位仗剑浪迹江湖的悲情侠客，用自己的激情和生命书写传世《离骚》，成就了《诗经》之后第二座高峰；苏轼则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大罗神仙，凭借罕有的旷世之才，创造了另一座文学高峰。


苏轼与屈原生活的年代虽相隔千年，但二人有着诸多相似的境遇。他们抱有经世之才，怀揣治国安民的崇高理想；他们才华横溢，情思卓绝；他们品性高洁，耿介不阿；他们同样曾在朝为官、身居高位，却遭小人谗言离间而被流放被贬谪，身心俱受摧折。从文学创作来看，他们都具有强大的创新力和鲜明的主体自觉性，敢于彰显自我。《离骚》的出现，标志着文人创作的真正觉醒，使文学真正迈入了“个体自觉”的时代。屈原之后，文学主体性精神并没有得到进一步高扬，无论是儒家思想的内敛中庸品格，还是道家思想的超越性，都在一定程度上掩抑了个体精神的锋芒。而苏轼的出现，特别是他的词创作，一改以往小词“代言体”的审美追求，高举自我的个性大旗，鲜明的“自我形象”得到了彰显，而这可以说是对屈原艺术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苏轼在诗文作品中不止一次表达了对屈原的景仰和追慕之情，写过《屈原塔》《屈原庙赋》。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评价《屈原庙赋》：“是为有发于原之心，而其词气亦若有冥会者。”精准地指出了屈、苏二人心灵的契合以及艺术精神上的承续和呼应。


屈原的《离骚》与苏轼的词，都展现出了鲜明的“自我形象”，这种“自我形象”的塑造无疑带有生活的真实印记，但并非是生活的简单实录，而是融入了诗人的人生理想与追求，是其人格精神与艺术精神的外化。两人作品中的“自我形象”有诸多相通共鸣之处，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性格品性的陶塑，二者又存在诸多差异。


屈原作为楚国贵族，一心想振兴楚国，《史记》本传记载：“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无奈的是，怀王并非知人善任之君，后来听信一些奸佞之臣的谗言，弃屈原而不用。到了顷襄王，则干脆把屈原放逐到江南。屈原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因此，政治上的失意对他来说，就不仅仅是地位与名利的丧失，而是整个人生理想、人生信念的崩塌，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这种创伤弥漫在《离骚》整个作品中。“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对光阴流逝的感慨，实则是人生理想破灭后的喟叹；“长太息以掩涕兮”“忳郁邑余侘傺兮”“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则是声泪俱下凄凄惨惨的哀鸣。


苏轼因诗获罪，被贬黄州之后便不在诗歌中放纵自我，这在他与朋友的往来书信中多有提及。而在当时多“绮罗香泽之态”与“闺门淫媟之语”的小词，恰好成了他寄寓情感、抒发自我的不二选择。苏词中也常常弥漫着失意的伤感、无助的寂寥，比如《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对于这首词的主旨，众人说法不一，有说为王姓女子而作，有说为温都监女作，总体来看，诗中应有政治寄托，只是这种孤寂之情表达得更为含蓄蕴藉、空灵飞动，不似《离骚》那般喷薄而出。苏词中对时光流逝、人生无常也颇多感慨，比如“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笑劳生一梦，三见重九，又还重九”，等等。这些感慨蕴含着悲凉的心绪，但又能在更深的根基处化解一切对立与冲突，将一切愁苦化作淡淡的轻烟随风而逝，从而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的澄明之境，摆脱一切烦扰羁绊，而不似屈原那样苦苦挣扎和自我煎熬。


《离骚》中的“自我形象”除了悲苦失意，更突出的是怨愤、不屈，乃至迷狂。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说：“屈原的伟大恰恰就在于他始终以社会的命运和历史的命运为自己的命运，就在他的价值自居的人格精神。”所谓价值自居就是把某种超越个体的更高的价值追求内化为自身的感性生命，把无限寓于有限，在这种价值担当中，个体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所以屈原对楚王和奸臣充满了怨愤的情绪，并对其进行大胆的批判和严厉的斥责。他批判楚王的昏庸：“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他斥责群臣的谗佞与贪婪：“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他甚至不惜与整个世界为敌，向一切流俗之辈开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对屈原来说，这种怨愤不是个人政治失意的情绪发泄，也不是对陷害自己的小人的仇恨，而是对自己所追求的美政理想的维护，对人生价值的坚守，因而才能在失意的逆境中不为势利所诱，“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离骚》中最主要的“求女”情节，其实正是寻求出路、反抗时世的具体表现。诗人为了实现美政理想，忽而上天，忽而下地，与巫卜沟通，与神灵对话，几乎陷入了一种不可自拔的迷狂境界，直至最后“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据王逸注，彭咸乃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如果此说可信，那屈原显然是不惜以死明志，这是用个体生命发出的最激烈的抗争宣言。


苏轼满怀治世理想，入仕后却屡遭小人排挤，多次被贬。他词作中的“自我形象”也时时流露出隐隐的怨愤之气，比如《渔家傲·赠曹光州》：“作郡浮光虽似箭。君莫厌。也应胜我三年贬。”对友人的劝慰实则蕴含着自己的心曲。《浣溪沙》：“雪里餐毡例姓苏。”调侃之中不能说没有怨气的鼓荡。但与屈原不同的是，苏轼没有选择剑拔弩张式的抗争，而是于当下的生活中寻求生命本真的意义，个人的宠辱、政治的得失全都在烟霞雾霭、清风明月的审美境界中化解于无形。对国君，他既无詈骂也无怨怼。“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对君王仍是一片深情，但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操守。苏词中的“自我形象”更多的其实是洒脱旷达，是面对风雨来袭的坦然淡定，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词人借冒雨徐行，表现了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旷达胸怀。有此胸怀，自然“觉从前皆非今是”“我今忘我兼忘世”，在物我两忘中达到更高的境界。


作为豪放词的开拓者，苏词中的“自我形象”自然也有一些雄豪的气息在，“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一个“浑”字将悲愤之情化为磊落之气。而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则直接进行自我刻画：“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是何等气概，雄姿英发，豪放威武，这种狂放与《离骚》中的迷狂是大不相同的。班固《离骚序》评屈原：“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论语》云：“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班固的评价显然是批判屈原狂荡行为的不妥。苏轼之狂，则更多的是一种意气风发，正如《十拍子》所写：“身外徜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这种狂放不是纠结焦虑不知出路所在的迷狂，而是超越个人境遇的偃蹇困顿，跳出生活之外反观生活的淡定洒脱，这也正是宋王朝知识分子所热衷追求的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综上所论，《离骚》与苏轼词中无疑都塑造了鲜明的“自我形象”，诗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呈现，二者因为相似的境遇，二人的“自我形象”有诸多同声相应之处，但总体来看，一个悲苦、怨愤、迷狂，一个孤寂、旷达、雄豪。二人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座宝库，给后人以无尽滋养。


（作者：李菲，系沈阳建筑大学副教授；韩伟，系辽宁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