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苏轼途次寿州诗

仙仙

宋熙宁四年（1071年），当时三十六岁的苏轼由开封府推官出为杭州通判，行舟淮上，途次寿州，成诗《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


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


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


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古人写诗填词常用芦与枫作点染秋情与愁思的物象，如“枫叶荻花秋瑟瑟”“江枫渔火对愁眠”皆是。东坡此诗首既交待了去杭州的走向，又透示出秋旅的苦情与暗漠的襟怀。起句似是压抑着内心的情感写得，至“长淮忽迷”句，直抒胸臆，愁思弥漫，没有远近，没有界域，寥寥水天，无处不有，水中的舟，岸上的山，相互交映，忽昂忽低，时高时下，绵缠不断。


颍水曲，而淮水直，所以历史上思绪朗阔之作较多。如诸葛颖的“涉颍倦纡回，浮淮欣迥直”，蔡允恭的“久倦川涂曲，忽此望淮圻，波长泛淼淼，眺迥情依依”。 而东坡则相反，他的入淮诗，渲染的是一种寂寥、郁闷、愁煞人的情绪。等到城内报恩寺白石塔已经可以遥遥看得见的时候，他仍然沉溺在愁思的主观情感天地中。白石塔是实指，黄茅冈是泛指；实指历史陈迹，可发历史之幽情，泛指水岸荒冈，无疑是触目伤怀。白居易就有“黄茅冈头秋日晚，苦竹岭下寒月低。”这类句子。“故人”，指的是谪官寿春的柳子玉，他与柳氏交往甚密，友情颇厚。东坡曾有诗云“如我自观犹可厌，非君谁复肯相寻。图书跌宕悲年老，灯火青荧语夜深。”在这前程未卜之时，烟水苍茫之中，遇上“同病相怜”的故友，怎能不在心底上发出“伤心莫唱，南朝旧曲，司马泪痕多”的共鸣呢？


诗的重心是写自己旅途中的忧思，排遣心中的不快，状摹一种“烟雨凄然”的内心世界， 所以古人讨论此诗是“极沉痛语，浅人自不知耳”。苏东坡于三十四岁时服完丧仪，回到京师后，见政局大变，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实行变法，守旧派形成以司马光为首的变法反对派，斗争是可想而知的。苏轼这时尚站在保守势力一边，写了《上神宗皇帝》《论时政书》等，卷入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与此同时，他预感到再在这里呆下去，等待他的将是一场不虞之祸，“风雨潇潇夜晦迷”。不久，他的弟弟苏辙果因在议事中多语王安石而被迫“气罢”的明智。另一方面则是加重了“人海阔，无日不风波”大祸临头的感觉，也正是这些，更使他对眼前充满杀机的政治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于是，他做了这样权宜之计的选择：请求外调，出任杭州通判。一路上他心情十分沉重，所以说苏轼这首诗是他在政治风波中脱身去祸的隐痛心理的产物。


来到杭州，苏东坡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做东坡肉，自酿新酒，盖房种花，吟诗作词……他有着一颗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总能在微小的事物中发现乐趣，这些乐趣让他在黑暗中看到希望，从而进一步靠近自己的理想。


反复读这首诗，心中既念念不忘，又欣然释怀：惦念的是千年前这段惊心动魄的人生终归淹没，欣喜的是在空旷的历史残迹中总有一些不朽的东西在悄悄地生长。是的，伟大的生命总是以这种方式延续，流长！